於筱築
我一直說不準房東塞爾瑪的年歲到底有多大，但是從她最小的兒子都已三十齣頭來推論，我估計她最少也已經年過六旬。儘管她脖子上的皮膚已經皺得比老樹皮還老，她的雙眼卻炯炯有神。
我和塞爾瑪是通過一個學姐認識的。當時我剛到法國，一下飛機，學姐就把我接到了塞爾瑪家裡。
當時塞爾瑪正坐在舊式法蘭絨沙發上曬太陽，看到我們便很親切地過來拿行李，微笑著對我說歡迎。然後帶我上樓看房間，告訴我她的幾個兒女都不在身邊，說要我把這兒當成家。我感動得差點熱淚盈眶。
可是一個星期後我就想搬走了。因為我實在無法忍受塞爾瑪的獨斷和自私。她把家裡的電話用一個大盒子鎖起來，限制我每天洗澡不得超過五分鐘，更有甚者是她還限制我炒菜，理由僅僅是因為她不喜歡油煙。我只能跟著她一起土豆土豆再土豆。而且可能因為寂寞，她居然在家裡養了三隻貓、兩隻狗。儘管我極力收拾，但還是滿屋子的貓屎狗糞。
我氣憤極了，但我還是沒有搬出去。相比八歐元一斤的番茄和十五歐元一斤的蘋果，一個月的房租四十法郎，打著燈籠也找不到這麼好的事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我每天都這樣安慰自己。可是事態並沒有像我期待的那樣走向平和。每天晚上我打工到十二點才能回來，她又多了一條禁令：不許我開燈。當我那天晚上一腳踩上一坨貓屎時，我發出了一聲尖叫。接著穿著睡裙的塞爾瑪便從卧室里衝出來，大聲指責我影響了她休息。
我委屈極了，翻來覆去睡不著。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就開始用她那個破破爛爛的錄音機放迪斯科。
一個星期六。我向塞爾瑪借了她小兒子那台舊電腦，卻發現顯卡有些問題，於是我特意叫了一些學計算機的同胞來幫我修，可是塞爾瑪一直站在門邊，不肯出去。
晚上我跟塞爾瑪說，我要打電話。她卻突然對我說，他們有沒有換走電腦里的硬體？
我呆了，她竟然這樣不相信我。所有的委屈一下子爆發了，我對著她大叫：塞爾瑪，中國人絕對不會做這種事！然後我在給媽媽的電話里號啕大哭，淚如雨下。塞爾瑪一直看著我，然後遞給我一塊毛巾，我看都不看她。
她叫我，跟我說對不起，她說她誤會了，中國人很優秀。我看著她噘著嘴，像個做錯事的小孩。我止住了哭，但我還是拒絕了她的擁抱。我說，請叫我喬安娜。因為我實在不忍心聽她用我的母語把我的名字叫成愚小豬，然後我破涕為笑。
那個晚上，塞爾瑪破天荒讓我下了廚房。她嘗了我煮的面之後，讚不絕口。她說以後准許我下廚房，可以開燈。她的笑讓我如沐春風，以為今後的日子可以和平相處了。
可是第二天，我在浴室里多待了一會兒，她又來敲門。
我鬱悶極了，一個人跑出去。附近的斯坦尼斯拉廣場天空蔚藍，一切都保留著中世紀的風格。教堂里做彌撒時悠遠的鐘聲，天空飛過的鳥群，帶給人無與倫比的寧靜。
可就在我回家的時候，被飛馳而過的摩托車掛倒了。我的腿疼極了，我掙扎著爬起來，卻驚慌失措，下意識地就撥通了塞爾瑪的電話。有那麼一瞬間，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我想她也許不會理我。可是不一會兒我就看到了塞爾瑪急趕而來的身影。
羞愧於自己的自私和小心眼，躺在病床上的我難受極了。雖然只是骨折，可是我沒有辦醫療保險，這在法國是要付一筆極其昂貴的醫藥費的。坐在旁邊的學姐一直在安慰我，說醫藥費沒關係，大家會想辦法的。
我問她，塞爾瑪呢？
她搖搖頭，笑著問我，你不是不喜歡她嗎？
可是關鍵時候，還是她把我送到醫院的啊。
出院手續是學姐給我辦的。我正不知道該如何報答的時候，她卻說要帶我去廣場見一個人。春光明媚的斯坦尼斯拉，陽光正好，生命正好。我突然看見空曠的廣場那一邊，塞爾瑪穿著鮮紅色的衣服在跳舞。她身後是那個破破爛爛的錄音機，而她面前，是一沓零鈔和一張紙牌，紙牌上面赫然幾個大字：幫幫我的中國女兒。
霎時，我的靈魂被擊中了。學姐輕輕地告訴我，出院手續其實是塞爾瑪幫我辦的。她一直嚴厲地要求她身邊的孩子，而正是由於她嚴厲的教育和在生活上的一絲不苟，她的三個孩子一個已經是巴黎市的高級法官，另外兩個都是議員，深受市民愛戴。
難怪她只要我那麼低的房租，難怪她要我把這兒當家，難怪她會在關鍵時刻為我籌錢，原來她一直是以法蘭西的習慣來要求我，原來她真的是把我當成了自己的親生女兒來對待。
塞爾瑪，我朝她飛奔過去。我要和她來一個深深的擁抱。
「我是真的想幫助他們的。」我早已忘記了這個黝黑厚道的北方漢子的姓名，但是遊走在商場和談判桌前的我一直記得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