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早就有人發現，現在的中國學者，即使身為一個學科的大牌教授，在自己從事的專業上，可能是專家，但文化素養卻不怎麼樣。中國文史哲的教授們在跟日本和韓國的同行交往中，發現人家多半能作幾首律詩，往來應酬，但是我們的教授卻做不到，強撐著作一首，也是張打油的嫡傳，難免貽笑大方。
我們現在的文史哲，學科之間壁壘森嚴，互不通問，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而且嚴重互相看不起，都覺得對方的學科沒有學問，空疏。但對方怎麼樣，其實自己根本不知道，因為別的學科的書，基本上不看。即使本學科內部，也是畫地為牢，鐵路警察各管一段。以史學為例，不唯制度史、經濟史、思想史各做各的，中國史和世界史之間界限分明，就是中國史本身，做明史的不看清史的書，做清代早期史的不問晚清史，做民國史的如果碰了晚清，也算過界。據說各有各的家法，各有各的規矩，一代一代往下傳。誰壞了規矩和家法，大家一起鄙視之。據說，文學研究和哲學界，也是大體差不多的狀況，總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個個的小圈子裡，即使進行學術交流，也多在小圈子範圍之內，出了這個圈子，就是聾子和傻子。
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也許要稍微好一點兒，但總體上也是畫地為牢，關鍵是互相看不起，每個學科的人都覺得自己的學科偉大，別的學科是垃圾。經濟學特別明顯，看不起一切學科，不屑於跟所有學科的人交流。即使社會科學中最讓人看不起的政治學和社會學，也極度看不起文史哲。
理工科之間的溝通交流現狀如何，我不清楚，但文理隔閡的現狀，卻令人吃驚。儘管改革開放以來，各個大學都在致力於打通文理，原來的理工農醫院校，都在大辦文科。但在教師層面，文理之間的隔閡，卻深不見底。理工科的教授，不僅是看不起，而且鄙視文科教授。一位清華大學的法學教授告訴我，清華工科的教授，每當走過他們的辦公樓的時候，都會蔑視地說聲：「賣狗皮膏藥的。」連法學這種當下的顯學都看不起，更何況那些無論如何都沒有用的文史哲？原來強大的理工科大學裡的文科教授們，大抵有同一種感覺，每每感到被理工科的同事們視為累贅，吃白飯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師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學文科的人怎麼還能混到飯吃。
畫地為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教授們不看書。出版界經常統計社會大眾的閱讀量，越統計越泄氣，無疑，社會大眾的閱讀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距離越拉越大。其實，中國的教授，閱讀量也不大。我們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裡幾乎沒有什麼藏書，頂多有幾本工具書，一些專業雜誌。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學生告訴我，在家裡，他買書是要挨罵的。社會科學的教授，也許會有幾本書，但多半跟自己的專業有關。文史哲的教授藏書比較多一點兒，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專業書籍，小範圍的專業書籍。眾教授的讀書經歷，就是專業訓練的過程，從教科書到專業雜誌，舍此而外，就意味著不務正業。即使學歷史的我，當初在求學過程中，也經常會因涉獵較廣，被前輩訓斥為不務正業，浪費時間。在傳統上，教授家往往被視為書香門第，但現在的教授家裡，卻往往沒有書。
當然，沒有書，也不怎麼看書的教授們，多數還是有專業的。工科的人會泡實驗室，其他學科的人，專業書籍和雜誌還是讀的，有的人甚至讀得還很仔細。跟前面講的文史哲教授們一樣，絕大多數專業人士，專業知識還是有的，但就是沒文化，呈現出一種強烈的唯技術化的傾向。
唯技術化的傾向，跟1952年以來，貫徹蘇式教育體系有關。蘇式教育體系，尤其是高等教育體系，最大的特點就是專業分工特別細，實用性強。指導思想就是當年蘇聯科學院院長李申科的說法，在蘇維埃制度下沒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質的合成體，我們按照社會主義的需要，把他們培養成農藝師、工程師、醫生、教師……就是強調把人培養成技術的工具，實用而且好用。按我們過去的說法，就是齒輪和螺絲釘，但屬於有技術含量的齒輪和螺絲釘。在這種教育體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說，即便是人文和社會學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經確定的前提下，闡釋和闡發真理，證實真理的偉大。允許你做的，也是技術性的工作。
我們知道，在那個年月，中國的科學主義盛行，人們講話做事，科學兩個字，就跟領袖的指示一樣，帶有絕對神聖的光環，但這種所謂的科學主義，實際上卻是技術至上。整個國家的科研也好，教學也好，都是重技術輕科學。所有的學問，實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論探索可以沒有，作出來東西就好。這樣一種絕對的實用主義，把中國文化原本就有的實學傳統推向了極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在很長時間裡中國有關求學的社會風氣，有兩個傾向特別明顯，一是重理輕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學習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選擇。二是輕理論重技術，以至於所有的學科，學的都是一門手藝。文史哲沒有手藝，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藝，如果一個學文史哲的大學生，畢業後寫不出漂亮華麗的文章，一輩子都會讓人看不起。
這樣一種絕對實用主義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極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簡化成了學工、學農和思想道德教育。唯技術主義在實踐的神聖性面前，簡化成了怎麼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還殘存的一點兒文化素質的成分，就蕩然無存了。不僅美術、音樂教育沒有了，連歷史地理課也從中學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們，除了簡單的數理化、語文、政治之外，什麼都不用學。即使數理化，也充斥著階級鬥爭、水渠、堤壩計算這樣超級實用的內容。社會上的各種出版物，西方的是資本主義，蘇聯的是修正主義，中國古代的則是封建主義，全部封殺。「文革」後期雖然為了配合政治鬥爭，解禁了少量的圖書，但總的來說，還是一個全民文化禁錮的狀態。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即使是酷愛讀書之輩，能讀到的，也相當有限，還要冒很大的風險。
原本學問也好，知識也好，除了具有實用性，更重要的是體現人對自然和社會的一種探索，對自我的一種滋養和熏陶。不唯古代的琴棋詩畫如此，現代的美術、繪畫、音樂、舞蹈如此，文學、歷史、哲學也是如此。對學問過於實用，過於功利，學問本身就被異化了，進而，人自己也被異化了。也就是說，人就不是人了，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會因此變得十分可怕。極權主義滋生的土壤，實質上就是這種異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現在已經成了學界的中堅力量。這一代人由於當年教育的缺失，有專業沒文化，當然可以理解（其實，他們的上一代人，所謂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知識分子，也有這個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這代人經過了這麼多事，也跟國外學界有了較多的接觸，卻沒有對這種現象有足夠的警惕。經過他們的手，大有將前代的弊端繼續延續下去，發揚光大的意思。
封閉的學問，就不是學問。人文社科類的學科，研究的對象不同，但卻都是有關人和人類活動的學問。有意地排斥別的學科，拒絕別的學科的知識和理論，把自己關在一個自己精心做好的籠子里，是做不好學問的。做學問就像挖土井，不挖一個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沒有文化的學者，無非是說這個學者知識貧乏，古今中外，知識貧乏，從來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卻可以用專業性、技術性來為自己開脫，而且還以自己的粗陋，傲視別人的博學，批評別人不務正業。之所以能夠如此理直氣壯，在於我們的學界，經過這麼長時間的蘇式教育熏陶，這麼長時間的「文革」摧殘，已經形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新傳統。一個過於強大的絕對的技術主義傳統。
中國的學問，至今沒有從這種技術主義里走出來的意思。而教育界長期技術官僚當政的現實，也強化了這樣的現狀。即使沒有行政化的統治，這樣的學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