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城管暴力執法，被人拍了下來，一個雙腳跳起踩人的城管，事後如人們所料，城管局方面說，他是臨時工。這些年，警察、城管出了不少事，凡是被披露出來的，犯事者十之八九，都是臨時工。
古代中國，幹警察城管買賣的，以明清兩代而言，地方叫作衙役，京城叫番子。衙役又稱三班衙役，站班、壯班和捕班，除了壯班的民壯，是從民眾中臨時抽調的，剩下兩班都是正經制役，有國家編製的。番子類似於衙役，在明朝隸屬錦衣衛和東西廠，在清朝歸屬步兵統領衙門。但奇怪的是，無論京師還是地方，除了正經制役之外，每個衙門都有一大堆臨時工，地方叫幫役、白役，京師百姓則叫他們扁圓子。正經制役是有工錢補貼的，臨時工沒有。正經制役有刑具，一條鐵鏈子，臨時工沒有，只有一根扁圓的棍子。
要知道，在那個時代，衙役屬於賤民，三代不能科考的，而且臨時工沒有半文工錢，但想干這活計的，卻趨之若鶩，擠破門。小縣數百，大縣則上千甚至數千。京師的臨時工，則數以萬計。嚴格說，他們不是官府招募的，不僅沒有工錢，連身上那套「制服」都是自己置辦的。只要衙役頭兒認可，定期繳納「孝敬」，你就是衙役。
干臨時工，圖的是借權吃飯。你說是臨時工，但一般百姓怎麼能分得清，即使分得清，人家乾的也是公家的買賣，手裡有執法權。賤民不賤民的，好歹都算國家公務人員，可以找茬兒抓你、打你、罰你、釣魚執法，因此也就有了索賄的權力，雖然說，他們弄的錢，還得交給正式工一部分，但剩下來的還是多，自然，養家糊口也就不成問題了。
就這樣，儘管國家有制度，衙門有編製，但在實際上，臨時工卻成了正式工的腿，也成了衙門的腿。很多事，特別是為非作歹的事（這種事，在很多衙門都免不了），都是臨時工頂著衙門的名義做的。衙門的長官知道不知道呢？當然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但知道不知道，他都無力或者也不想改變這個局面。有些事一旦東窗事發，弄大發了，自有臨時工頂杠，能逃的就逃個無影無蹤，即使被抓住了，臨時工也只能認倒霉。最後的處理結果，無非是有人冒充官府衙役之名乾的，官員問個失察的過失，也就了賬。除非惹上了來頭特別大的主兒，才有可能讓主管長官烏紗帽搬家。
有這麼多臨時工吃權力的飯，原因是權力的使用區域成了黑箱。沒有人知道自己面對的這些臨時工，來路是什麼，到底有沒有合法的權力。也沒有民眾明確知道臨時工和正式工之間，是個什麼關係。更重要的是，臨時工背後的所謂執法權，邊界在哪裡，別說民眾不知道，就是衙門，也不知道。在古代，雖然有法律，但終歸不過是一個刑律而已，雖然有案例可以參照，但除了專家，沒有人了解。執掌基層斷獄權和執法權的地方官，都要靠私人雇的幕僚，才能斷案，才能應付日常事務，包括執法事項。那麼民眾就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所以，法律本身就給了執法者太多的自由裁量的權力，讓他們可以口銜天憲，說什麼就是什麼。
同時，有法不依，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性的行為。各級官府，都知道臨時工現象普遍存在，而這種臨時工，既不合法，也不合體制，但卻沒有人糾正。對正式的衙役而言，有了臨時工，既增加了自己的手和腳，多了撈錢的機會，還不用幹活，多好的事兒。而在他們的長官看來，既能把活幹了，又多了接受孝敬的份子，何樂而不為？一層層這樣推上來，明顯違法的事，就化為合理了。更何況，有了臨時工，出了事，還有人頂罪，真是再好沒有的了。
臨時工現象，說明雖然名義是公權力，但在操作中，卻完全可以化公為私，成為眾多擁在權把子周圍的人們弄錢的方便工具。如果沒有辦法加以限制，沒有剛性的門檻，公權私用消除不了，臨時工現象也永遠消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