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嚴肅
新文學運動的開始，鬥爭的對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禮拜六派或鴛鴦蝴蝶派的小說， 又其次是舊戲，還有文明戲。他們說古文是死了。舊戲陳腐，簡單，幼稚，嘈雜，不真切， 武場更只是雜耍，不是戲。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不嚴肅，文明戲 更是不顧一切的專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白話總算打倒了古文，雖然還有些肅清的工作；話 劇打倒了文明戲，可是舊戲還直挺挺的站著，新歌劇還在難產之中。鴛鴦蝴蝶派似乎也打倒 了，但是又有所謂「新鴛鴦蝴蝶派」。這嚴肅與消遣的問題夠複雜的，這裡想特別提出來討 論。
照傳統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藝，本是小道，宋儒甚至於說「作文害道」。新文學運動接 受了西洋的影響，除了解放文體以白話代古文之外，所爭取的就是這文學的意念，也就是文 學的地位。他們要打倒那「道」，讓文學獨立起來。所以對「文以載道」說加以無情的攻 擊。這「載道」說雖然比「害道」說溫和些，可是文還是道的附庸。照這一說，那些不載道 的文就是「玩物喪志」。玩物喪志是消遣，載道是嚴肅。消遣的文是技藝，沒有地位；載道 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單就文而論，它還只是技藝，只是小 道。新文學運動所爭的是，文學就是文學，不幹道的事，它是藝術，不是技藝，它有獨立存 在的理由。
在中國文學的傳統里，小說和詞曲（包括戲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為是消遣的， 不嚴肅。不嚴肅也就是不正經；小說通常稱為「閑書」，不是正經書。詞為「詩餘」，曲又 是「詞餘」；稱為「餘」當然也不是正經的了。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酒後消 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中國小說一向以「志怪」、「傳奇」為主。「怪」和「奇」都不 是正經的東西。明朝人編的小說總集有所謂「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 驚奇》，重在「奇」得顯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雖 然重在「勸俗」，但是還是先得使人們「驚奇」，才能收到「勸俗」的效果，所以後來有人 從「三言二拍」里選出若干篇另編一集，就題為《今古奇觀》，還是歸到「奇」上。這個 「奇」正是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的。
明清的小說淵源於宋朝的「說話」，「說話」出於民間。詞曲（包括戲曲）原也出於民 間。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忙裡偷閒的表現，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 誇張自己，因此多帶著滑稽和誕妄的氣氛，這就不正經了。在中國文學傳統自己的範圍里， 只有詩文（包括賦）算是正經的，嚴肅的，雖然放在道統里還只算是小道。詞經過了高度的 文人化，特別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總算帶上一些正經面孔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 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卻還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固然，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 頭，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更特別加以強調。這也是在想「載道」，然而「奇」勝於 「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將《水滸》比《史記》，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可 是文章在道統里本不算什麼，「奇變」怎麼能扯得上「正經」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變 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啟超先生指出了「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並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 作。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
新文學運動以鬥爭的姿態出現，它必然是嚴肅的。他們要給白話文爭取正宗的地位，要 給文學爭取獨立的地位。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里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 「救救孩子」，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隨感錄》又強烈的諷刺著老中國的種種病根 子。一方面人道主義也在文學裡普遍的表現著。文學擔負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運動，它 更跳上了領導的地位，雖然不是唯一的領導的地位。於是文學有了獨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 新的意念。在這情形下，詞曲升格為詩，小說和戲曲也升格為文學。這自然接受了「外國的 影響」，然而這也未嘗不是「載道」；不過載的是新的道，並且與這個新的道合為一體，不 分主從。所以從傳統方面看來，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面自 己也在載另一種道，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
創造社的浪漫的感傷的作風，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趨勢。 他們強調「動的精神」，強調「靈肉衝突」，是依然在嚴肅的正視著人生的。然而禮教漸漸 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中國的暫時的繁榮里越來越大了，於是乎知識分子講究生 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 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而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一 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頭，憑著「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 「嚴肅」的邊界。然而這空虛只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 義的大潮，時代又沉重起來了。
接著是國民革命，接著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鬥爭，閒情逸緻只好偷偷摸摸的。這時候 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與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這是時代的聲音。可是 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態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似乎 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盡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他們自己 並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 尺度。這尺度還在爭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極度嚴肅的。可是八 年的抗戰太沉重了，這中間不免要鬆一口氣，這一松，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著消消遣， 似乎也是應該的。
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沉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 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 然」。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 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 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里去。這是運用 「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
（原載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日《中國作家》第１卷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