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分，據說源於法國大革命後的國民公會，有些比較激進的年輕人，總是坐在左邊，於是被人視為「左派」。直到今天，歐美的左派，依舊有激進和下層取向的內涵。中國人政治上分左右，始於國民革命，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後，國民黨就分成了左、中、右。在那時，左跟激進一直有不解之緣，中共黨史上講的左傾錯誤，其特徵也是激進，不講策略，盲動冒進。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幾次左傾思潮的回歸，雖然無不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脫去意識形態外殼，究其實質，左和右的分野，跟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與保守，趨時與頑固，其實很相近。當下，左派的光譜相當複雜，但幾次左傾思潮的復歸，其發動者所表現出來的特徵，基本就是保守派，甚至是頑固派，他們不希望改變，不希望改變既有的規則，既有的運行軌跡。改革出了問題，難以為繼，他們「藥方只販古時丹」，一門心思從過去的套路中找解藥，認為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今人背離了傳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屢次出現左傾思潮的復辟，每次左派的言論，大同小異，大抵就是這個套路。這個套路，跟當年晚清的頑固派倭仁、徐桐之輩的高論，實在是太相似了。相對而言，我們平常所說的右派，有時倒有激進的意思。
進入近代之後，世界變化很快。但作為後發國家，一個具有古老傳統和歷史的國家，中國的變化尤其大，可以說是天翻地覆。在中國與西方發生全面接觸之前，中國有一個天下，西方有一個世界。我們的天下，天圓地方，有中心有邊緣，而我們則居於天下的中心。方位如此，文化更是如此。但西方的世界，則是一個圓圓的地球，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緣。特別要命的是，西方的世界，有一個正在發育的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體系，像海嘯一樣衝擊著整個世界。終於，他們來了，西方用他們的堅船利炮，把我們的天下打碎，拉著我們進入他們的世界。
他們的世界，不僅用槍炮征服了我們，而且用輪船、火車、電線征服了我們。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樣痛心疾首，嫉洋如仇，當中國的土地上，出現第一條洋人修建的鐵路時，朝廷還將之買下拆掉，但普通百姓，卻對這樣一些實用的洋玩意兒，表現出空前的熱情。只要有這個財力，人們很喜歡乘坐輪船和火車。有機會拿槍造反的農民，不論多麼的土，都不排斥洋槍洋炮。中國人，雖然沒有意識到西方強大的物質力量背後，其實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撐，但對這個物質力量本身，卻很難抗拒。
當然，抵制洋貨的官僚士大夫，其實很少像徐桐那樣，身體力行，一點洋貨不沾。他們對於西方先進器物的抵抗，總的來說，是比較勉強和微弱的。真正的抵抗，發生在制度和精神層面。客觀地說，西方的世界，對中國古老的文化所產生的衝擊，無疑是巨大的。當年決意西化，脫亞入歐的日本，一度線裝書大批被丟棄的慘狀，也曾令漢學家們痛心疾首，如喪考妣。作為亞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國，在屢屢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怎麼可能無動於衷？但現實就是殘酷的，幻想仁義忠信可以當干戈舟楫的倭仁，最終發現，仁義忠信還真的當不了干戈舟楫。無論儒家倫理把人心改造成什麼樣子，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都無濟於事。
多數的頑固派，無論古今，其實對西方的物質文明，都是服氣的，很多人只是幻想，能否用一種精神力量來抵禦這個文明。倭仁想的是仁義忠信，徐桐想的是義和團的刀槍不入法術，更後來的人，則幻想某種思想的巨大力量。當然，精神戰勝物質的幻覺，很容易在現實面前破滅，所以，後來的頑固派，則退守第二道防線，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戰壕，不許變革。從晚清開始，這些人就覺得西方的優勢，無非是以物驕人，借強大的物質力量壓人，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層面，並沒有可以服人的東西。在文化層面上對西方加以蔑視，是頑固派一貫的做派，也是他們一以貫之的一廂情願。
李鴻章講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並沒有結束。中國紅色革命的發動者，在引來列寧主義這個火種的時候，他們是激進的變革者。從不耽於害怕變革的動蕩，勇於探索一條現代化的新路，取得成功之後，更是開始空前規模的現代化建設。可是，這條印有蘇聯模式的道路，自身存在許多的問題，一旦主政者發現這條路有了問題，勇敢地改道市場路線之後，傳統的改革與保守的紛爭就又被激活了，只是以新的概念、新的方式重現而已。一旦時機成熟，保守和頑固的勢力就會抬頭，憑藉各種有利因素，在社會上攪起很大的風潮。
在轉型的路上，中國人已經走了一百多年。今天的中國，已然跟西方一起，進入21世紀。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市場行為，從硬體到軟體，跟西方已經沒有任何的不同。今天中國人身外之物，跟西方人沒有任何的區別，連我們住的房子，用的傢具，都是西式的。中國對西方的文化，大多數精神產品，也都有了深度的了解。好萊塢的大片，已經成為中國院線的主打產品。連一向陌生的人權、隱私等觀念，都深入人心。但是，保守派的觀點，卻奇怪地跟他們的前輩出奇地一致。他們依舊頑固地堅持，西方的優勢，僅僅在於物質文明。即使這個優勢，不用學習西方，如果中國人能發揚自己的傳統（首先是革命傳統），也一樣可以超越。
過去的頑固派和今天的極左派，其實是可憐人，無非是不想改變，或者回到過去。他們對變化，有著莫名的恐懼，他們是害怕因變化失去或者已經失去的人。長期的教育，讓他們形成了對傳統，包括革命傳統的強固連接。尤其是某些體制內的左派，離開了這個傳統，他們就沒有了生存的依託，或者說賴以驕人的資本。如果說，晚清的頑固派，對於自己的信仰，還有的具有某種真誠，但今天的體制內左派，固執地眼望過去，其實背後無不有自利的功利動機。
固然，中國在外人看來，是個保守的國家，但保守的勢力卻並不天然擁有群眾基礎。改革三十多年，幾次左潮湧動，幾乎次次都不得人心。主張改革的人，未必事事合民眾的口味，但保守的頑固勢力，也只是在特定的政治環境里，才好興風作浪。由於改革本身的問題，轉型的公平和公正沒有很好地落實，沒有得到改革紅利的民眾眾多，感到失落的人眾多，不滿意的人更多。也有很多人，基於文化積習，習慣向後看，以懷舊抒發對現實的不滿，但這些人卻未必是左潮的天然群眾基礎。左潮的掀動者，固然能藉助於一些過時的革命口號，打出民族主義的大旗，打動一部分民眾。但他們跟受損的民眾之間，卻很少有利益鏈接。不僅體制內左派，不肯為民眾做事，就連公認的草根左翼領袖，也無此興趣。
不可否認的是，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主張改革之人，話語權的確要大一些。因為他們的主張，順應了世界的大勢。改革與保守之爭，持續了這麼多年，從晚清一直延續到今天，保守一方，說來說去，無非是老調子。他們之所以能折騰出事來，幾乎每次都是要靠權力的動搖和默許。一百多年來，儘管中國一直在走向世界，期間也有倒退和曲折。有些時候，統治者對於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也會產生猶豫。而上層的權力之爭，更會使改革進程複雜化。每當這種時候，保守的逆流就會迴光返照。晚清自甲午戰爭之後的改革進程，之所以出現戊戌政變，進而庚子之變的大倒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太后和光緒二人出現了權力之爭，被頑固派利用。權力之爭，被披上意識形態外衣的時候，往往意味著災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也是如此，只有當局在前進道路上三心二意、猶豫不決的時候，左潮才會借勢而起。
本來，人類已經走到了21世紀，各種聲音、各種主張，都冒出來是個好事。觀念的多元，意見的多元，是一個國家的福分。如果當局能審時度勢，制定規則，提供平台，能允許各種意見平等地討論。儘管中國民眾教育程度不高，但道理還是會在辯論和討論中明晰化。如果有人不願意出來討論，動輒喊打喊殺，自然會被淘汰。若要站得住腳，自然要擺事實講道理。進入網路時代，世界變化太快，政黨需要與時俱進，政黨的意識形態也需要與時俱進。實事求是，一直都是當今執政者賴以成功的法寶，面對已經跟現實情況不符的意識形態的某些提法，理所應當加以改進。
跟當年被拉進西方世界的中國不一樣，走到今天，中國早已進入了他們的世界。跟世界接軌，既是政府和民眾的願望，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如果說，當年被拉進他們的世界，我們只能做一個小夥計，今天，則切實有了掌握主流話語，進而參與制定議事規則的資格。這個資格的大小，既取決於國力，也取決於我們的話語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世界，也就成了我們共同的世界。其實，即使我們不樂意走向世界，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世界上還存不存在世外桃源我不知道，但至少中國是不可能自外於世界的。
雖然說，一百五十多年來，那種想把中國拉回去開倒車的思潮，不管多麼囂張，都只是曇花一現。但在這一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