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泛義地講，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從這個角度理解，權力無非就是支配力，只要有能力支配他人，就意味著擁有權力。然而，我們今天講的權力，僅限於政治領域，只討論由於強力或者政治制度規定了的支配和被支配關係。
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帝制歷史，如果加上此前的王制時期，中國三千七百多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將相的歷史。這個歷史裡，雖然有「民」，有「氓」，有「黔首」，但民眾在歷史裡，只是一團模糊的身影。歷史，就是支配者的歷史。也就是說，歷史的敘事，只是權力支配的敘事。今天的人們，比較喜歡說權力異化這個概念。但是，其實沒有什麼權力異化這回事。支配者使用權力，如果沒有顧忌和障礙，百分之百都是趨於無限擴張的，最終，都讓人受不了。
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權力的來源，都是強力，或者說暴力。以馬上打天下，是一個通則，任何人不能例外。即使通過宮廷政變奪天下，背後也是武力，沒有武力的支撐，就沒有逼宮，更沒有政變。但是，馬上打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也是一個統治的通則。以武力運作的方式統治，無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即使像中世紀蒙古這樣世界公認的強大軍事力量，按武力模式統治，也就維持了不到百年。五代十國軍閥統治時期，五個朝代，總共五十一年，平均每個朝代十年多一點。皇帝寶座傳到兒子，屁股沒坐熱，朝代就傾覆了。被支配者民眾的活動，在平時沒有多少記錄，可一旦民不堪命，民變蜂起之時，模糊的民，就成了主角了。
也就是說，權力可以用武力奪取，但如果權力的使用不講道理，沒有節制，那麼，二世而亡，就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反過來，恰是這個嚴峻的現實，才使得權力的擁有者，對於使用權力要講道理，有所節制。
講道理，有兩個層次的內容，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說法，是仁政，孟子解釋說，之所以要行仁政，是因為「民為邦本」。就是說，民是統治者的最大資產，沒有了這個資產，就成了窮光蛋，孤家寡人，也就沒本錢統治了。第二是有什麼說什麼。首先是把事情應該怎麼辦的道理原原本本說出來，不打埋伏，實話實說。其次是不隱瞞實情，不對上級搞信息封鎖，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所以，講道理，實際上就是說實話。
沒有一個皇帝喜歡被人蒙蔽，沒有一個皇帝嘴上不說喜歡臣子說實話。而且，只要實話說得比較多，王朝就興旺，實話沒有人說，謊言充斥，王朝就註定衰亡。但是，現實的王朝政治，實話實說，還真是個難事。犯顏直諫，在史書上絕對是美德，但在現實中，卻非常稀少。固然，像秦二世那樣，被蒙蔽到鹿馬不分，對外界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像明熹宗那樣，只顧埋頭嬉戲或者做木工，外面的事情不聞不問，應該屬於極端狀況。但是，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還真的就不存在。儘管，韓非子教了好些不被蒙蔽的權術高招，帝王們很聽話地照搬施用，同時，用雷霆之怒，嚴酷的刑責，懲罰欺矇者，但是，還是消弭不了被欺矇的可能。不僅皇帝如此，每個上級，也都如此。一級蒙一級的可能性，永遠都存在。
這是因為，擁有支配性權力的人，本能上不喜歡實話實說。人性的弱點，就是目好好色，耳喜恭維之聲，說白了，就是喜歡聽好聽的話。文明程度越高，這樣的弱點就越是明顯。人人都知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但大權在握之輩，聽得進逆耳的忠言，都是被迫的。中國歷史上，漢唐並稱盛世，簡單地說，就是這兩個朝代，對實話容忍度高一些。但這個高容忍度的前提，是因為這兩個朝代，前面的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殷鑒不遠，不容他們不謹慎。
在帝制時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夠納直言，聽得進意見。或者說，按照實話的邏輯，對權力的行使有所規範。客觀地說，是因為他們的權力，有一些有形和無形的限制。第一種限制，是大道理的限制。中國大一統帝國的建立，憑藉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於打天下，鞏固江山卻不靈。所以，後世皇帝獨尊儒術的選擇，等於承認在最高權力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權接受一個更高的意識形態的指導制約，士人官僚的『規諫』構成了制約皇權、調節政治的重要機制。」大道理不僅要放在廟堂之上，而且需要通過士人官僚不斷地實話實說，才能對君主的權力構成制約。
第二種限制，是制度。王朝的制度，都是經君主同意確立的。權力的行使，要按制度的軌道走。這裡本身，就蘊含著對權力的制約。漢文帝時，發生在廷尉張釋之身上的一個故事，非常耐人尋味：「頃之，上（指漢文帝，筆者注）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駕，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皇帝可以自己執法，把驚了你的馬車的人殺掉，但如果交給廷尉（漢初主管司法的官員），那麼就是進入了司法和制度軌道，就得按法律和制度辦。這就是制度的制約。後世史家，公認漢唐的制度有其優越性。其優越性，很大程度上在於它的集體決策機制，任何重大決策，必須經過朝廷重臣的集體討論，朝議和廷爭，才能拍板。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者可以實話實說，而不必擔心受懲罰。即使形成了決策（詔令），某些專門的機構，比如門下省，也可以封駁，即打回去重議。而御史台的諫官，也可以提意見，讓皇帝回心轉意。
當然，對皇帝權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體。自漢朝之後，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擔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倫理的闡釋者自居，有修齊治平之志。為帝王師，是他們生活事業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說，他們自以為有引導、規勸君主的使命。反過來，君主一般也以「與士大夫共天下」為信條。接受指導，接受規勸，是一個「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勢而論，大一統的帝制國家，皇帝必須依靠官僚們來統治天下，如果沒有官僚的協助，他將寸步難行。所以，必須接受官僚體系的制約。
顯然，這三種限制，之所以能成為限制，關鍵是皇帝本身還有所忌憚。擔心自己做了亡國之君，擔心祖宗江山亡於頃刻，也擔心因為自己的行為不當，留下萬世的罵名。如果他像隋煬帝那樣，覺得即使是跟士大夫們比才學，他也該做皇帝，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樣，根本沒有長大，心智停留在兒童狀態，一味貪玩，專心胡鬧，那麼，他在理論上，就可以無法無天了，任何限制，都對他不起作用。人性的弱點，威力巨大。作為君主，就本心而論，他們其實更樂意不受限制，不聽規勸，任著自己的性子來。選擇接班人，是皇權政治的頭等大事。皇帝選擇接班人，按規矩是一回事，論喜好則是另一回事，一種不講道理的胡來。但是，從漢朝開國皇帝漢高祖開始，就喜歡這樣胡來。原本已經按規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長子劉盈為太子，但他晚年偏愛寵妃戚夫人，非要廢掉劉盈，立戚夫人生的兒子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個結巴，聞訊只會結結巴巴地抗議，「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詔」。但能說會道的儒者叔孫通，則說：「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而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共）苦食啖，豈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最後打動了劉邦，收回成命，縮了回去，說換太子不過開玩笑而已（「吾特戲耳」）。顯然，如果不是出於害怕亡國的擔憂，秦亡的陰影作祟，即使聰明如漢高祖劉邦，也一樣會任著性子，聽自己喜歡的女人的耳邊風，擅自改動繼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們的勸阻。
所以，我們看到，在整個帝制的歷史上，儘管君主們知道，實話實說對他們的統治有莫大的好處，但他們卻一直在做一種反向的努力，儘力削減人們說真話、說實話的空間。所以，即使在唐朝，也是蘇味道這樣的模稜宰相做得比較長。而李林甫這樣諸事順著皇帝說，事事逢迎皇帝的宰相，幹得也是風生水起。李林甫這樣的人，不僅自己不說實話，也不許別人說，讓諫議之官去學御馬監的儀仗馬，一聲不響。我們偉大的詩人杜甫，在擔任左拾遺（皇帝身邊的諫議官）時，就因為多了句嘴，丟了烏紗帽。從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們的官銜，好讓他們沒那麼大的資本，跟自己爭吵。進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邊，坐而論道的宰相們，忽然之間，就沒有了座位。有種說法，是宋太祖做皇帝的時候，前朝降臣范質為相，欲有文字進呈，宋太祖說：「我看不清，你走近點。」偷偷令宦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