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什麼最大？官最大。別笑，這是一個中國語境下的真理。自秦漢以來，依靠官僚治國，成為國家基本的制度，官本位的形成，已經無可避免。漢宣帝所謂，與兩千石（官僚）共天下，實際上是兩千多年中國歷史的常識。雖然說，從貴族本位到官本位，轉型過程耗去了差不多上千年，但只要官僚帝制的結構不變，官本位的社會價值的形成和確立，是大勢所趨。秦漢之後，無論分還是合，王朝大還是小，都是官僚制。官僚是皇帝的手和腳，治理國家，非得靠他們不行。所以，如何選擇最佳人選，成了制度的關鍵。選官制度，也就成了核心制度。依靠誰，就得收買誰，讓誰最尊，最貴，最有錢。選官走到科舉制，是多次試錯的結果。人們終於找到了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程序，選拔人人稱慕的官員。科舉制一旦確立，官本位從此就成為強固的社會價值和社會現實，牢不可破。任何社會職業，在官僚面前，都變得一錢不值。
就官僚制本身而言，科舉制有三個作用，第一，是確立官員在社會上的獨尊地位，不管你什麼人，想要混好了，非走仕途不可。沒有官帽子，或者曾經戴過官帽子，在社會上就沒有地位。第二，基本打破官僚世襲，無論哪個，不經過科舉的門檻，就難以得到官場和社會的認可。第三，通過大體公平而且嚴格的入口把關，限制湧入官僚隊伍的人數。
儘管如此，官門還是時常會被擠破。冗官現象，即官員隊伍的膨脹，無論在哪個朝代，都是個大問題。宋代冗官現象最嚴重，科舉不嚴，取人過多，本質上還是往裡擠的人過多，守門的抗不住了。皇帝心就軟，多少年考不上的，到了一定歲數，一定會讓你過。過了就要做官，官多了，財政供養成問題，就只好開放市場經濟。所以，宋代的市場經濟特別發達，工藝品之精，在古代社會為最。海外貿易規模龐大，也為最。但任是再發達的市場，也抵不住官場的消耗。越來越膨脹的官僚隊伍，效能卻逐年降低。所以，最後宋朝的滅亡，至少有一半，是亡在了冗官上。
沒有哪一代的統治者，可以擋住湧進官場的人潮。明清的統治者，採取一個看似比較合理的方式，應付冗官問題。無論批發多少官帽子，但官缺，即實際編製不動，從中央到地方，每個衙門裡的官員編製大體固定。比如清朝，一個縣，從王朝初期到末年，大體就是一個縣令，一個典史，再加一個訓導，一個位置也不增加。有的縣，連典史都沒有。任你吏部賣官，官帽子大批發。買了官的人，若要做官，必須得排隊候補。想要插隊，得另外掏錢。官帽子和官缺分離，官帽子再多，也不會出現十羊九牧，一個事務眾多官在管的現象。官員只要不到任，不落到官缺里，就無須財政供養，國家的負擔也就不會加重。等於官場內，設了一道堤防。這樣的官場空手道，之所以可以玩起來，關鍵在於官本位價值浸潤日久，即使是空頭官帽子，也一樣可以帶來榮耀、地位和某些特權。很多人買官，僅僅是為了面子上好看，或者喪禮上風光些。在後者，甚至連一般百姓，甚至海外華僑身上都好使。所以清朝好些官爵，是空頭的，連補缺的資格都沒有，吏部批發，僅僅是為了滿足人們的虛榮，在墓碑上刻上一個官銜。
只要做官是最穩定，收入最豐，而且最榮耀的職業，人們就必定會拚命往裡擠。如果做官還有可能撈到額外的好處，人們擠的力度就更大。一個社會，官最大，這樣兩種狀況，都是必然的。所以，官員隊伍的膨脹，是不可避免的。清代雖然設置有內堤，但到了末年，有實際權力的官員隊伍還是擴張了，以各種委員的名義膨脹起來。使得朝廷的編製，不再好使。其實，即使正式官缺不膨脹，官場的擴張也未必就不存在。因為官之外，還有吏。朝廷對書吏編製的限制就比較松，一個縣，六房書吏有的時候可以達到上百人。至於書吏之外的衙役，膨脹速度就更快，在清朝中期，就已經小縣數百，大縣數千了。除了正經書吏和衙役之外，還有大批的臨時工。擠進官場的人，無一例外，都在吃權把子。
官場膨脹之際，也是官權擴張之時。官權膨脹，憑藉權把子弄錢的機會就多。所以，儘管明清兩代實行的是官員低俸制，但由於借權弄錢的灰色地帶比較廣闊，所以，人們還是拚命往官員隊伍里擠。擠不進官里，就往吏里擠，再不行，就做衙役、臨時工。一些具有特別才能的人，則可以學做師爺，做幕僚（一種非正式的官場人員）。這些格外膨脹出來的官場中人，都不需要國家財政負擔，但最後的負擔都會轉嫁到老百姓頭上，日甚一日地戕害著政權的合法性。
事實上，只要官場的權力比較大，而且無從限制，那麼，灰色場域就只會擴張，不能縮小。從古至今，很多人進入官場，很少有人是在意官俸的，他們要的，就是攫取灰色收入的機會。據國家公務員局的數據，2008年的公務員人數659.7萬人，2009年為678.9萬人，2010年為689.4萬人，2011年為702.1萬人，2012年則達到708.9萬。連續四年，在編製嚴控情況下編製性膨脹。顯然，這裡統計的，還是有正式編製的人員，如果加上各單位龐大的臨時工，這個數字恐怕更為驚人。比起1950年代初，一個縣供給制的正式幹部不過幾十人的情況，已經恍若天壤。現在一個縣，僅正縣級的官員，就有幾十個。
現在社會上對官員的評價很低，官員出了事，一片叫罵聲，恨不得寢皮食肉。但大學生的就業首選，卻是做公務員。削尖腦袋，擠破門，也往裡擠。公務員熱，不僅僅是大學生的事，而是社會上的熱。跟古代一樣，沒有多少人進官場，是為了做清官的。人們嚮往的，其實就是那個誘人的灰色場域。因此，官場越是擁擠，吏治狀況就越難以恭維。
改革三十多年，中國從計畫經濟走向了市場經濟，但這個市場，卻是跟官場攪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最大的獲益者，就是官場和官場中人。權把子經濟，在中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張的同時，得到了最大的張揚。在這樣的情況下，官本位價值和現實，不僅沒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漸淡化，反而因此而膨脹。不是中央政府不想遏制機構的膨脹，更不是他們沒有意識到冗官的危害。但僅憑中央編製辦，根本無法遏制洶湧而來的公務員熱潮。擠的人太多，守關的人註定是守不住的。就算守住了正式工，臨時工無論如何守不住。社會上權把子經濟發達了，實體經濟就必然要受損，官員憑藉審批或者管理的權力，肆無忌憚地侵入市場，壓抑社會，製造一個又一個社會事端，使得官民矛盾日益激化。本該管好管住的事情，比如污染，比如市場秩序，又放任不管，使得民怨越來越大。隨著經濟的發展，這樣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小政府大社會的口號，我們喊了將近三十年，但眼見得政府卻越來越大，擴張無序，社會卻始終發育緩慢，被壓抑得喘息幾難。因為我們沒有制度的門檻，來遏制官場的膨脹，官權的擴張。無論我們的經濟規模到了何種地步，一個官大社會小的國家，都是一個畸形的國家，像一個頭大身子小的人，個子越高，就越是嚇人。
21世紀的中國，官本位的價值和現實卻依然強固，這無論如何，都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權力的手腳伸得越長，市場和社會的手腳就越萎縮。這是一個已經被證實，而且正在中國上演的真理。在一個網路時代，自媒體時代，民智已開，眾聲喧嘩。此時的官本位，無論多麼強固，都只能是高度扭曲的。人們一方面想往官場里擠，一方面又對官場恨之入骨。兩種高度衝突的觀念，在同一個人，同一群人身上同時存在，雖未必會導致精神分裂，但肯定是一種病。久病不醫，社會的潰敗，指日可期。
自古以來，冗官是病，但卻只是病的表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暫時的消腫，也許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不治本，膨脹臃腫，還是會以更加兇猛的形式捲土重來。直至全身浮腫，動彈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