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游牧人對峙，是大陸的農耕民族的宿命。論實力，當然游牧人不如農耕民族，但是，要講打，就不一定了。游牧人居無定所，逐水草而居，機動性奇高，加上食肉與食草的差別，體力和靈活性都比農耕人略勝一籌。只要有了合適的武器，論打仗，游牧人有天然的優勢。蔣百里先生曰，凡是生活用具和戰爭用具一致的民族，在戰爭中就有優勢，這個結論，就是從游牧人那兒得來的。
所以，農耕人對付游牧人，基本上只能靠人力和物力上的優勢，被動地防禦，才能勉強獲得對峙的平衡。在先秦，農耕人武器上的優勢比較明顯，一旦這個優勢減弱，就只好修長城了。長城之外，還有各種城牆、寨牆，用以抵禦機動靈活的游牧人入侵。
西漢年間，匈奴人和漢人的對峙，漢人在武器上還多少有點優勢，但在馬匹方面，卻要差不少。基本上只能靠修長城，建邊塞據點，加強邊郡的兵力，再配合一點外交手段，防禦匈奴。好在，即使匈奴最強盛的冒頓單于時代，他們也沒有這個野心，大規模入侵中原，取漢而代之。匈奴的入侵，多半發生在草原有災害之際，他們不得不靠搶掠農耕地區來維持生計。
因此，漢初歷經高祖、呂后、文帝和景帝四代，一直對匈奴採取守勢，雖說經常遭到侵擾，但畢竟是局部性的問題，整個國家都得到了休養生息，輪到漢武帝劉徹上台，漢朝已經府庫充盈，人口大增，實力相當強盛了，百姓的日子，過得也相當不錯。
強盛了的漢朝，對匈奴採取一點攻勢，倒也無不可。但是，農耕人機動性差，若要主動出擊，規模小了會被人吃掉，規模大了，動一次，聲勢浩大。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光後勤供應，就耗費巨大，十萬騎兵行動，後面運糧草的馬匹，絕對要超過十萬。這樣的行動，能不能抓住敵人，還真不好說。主動出擊，打擊西域匈奴的幫手，化敵為友，縮小匈奴的活動範圍，是可行的策略，滿世界追擊匈奴主力，實際上是下下策。但是，漢武帝命好，牛角尖硬讓他鑽通了，主動出擊找敵人，生生抓住過幾次匈奴的主力，極大地削弱了匈奴的戰爭實力。
但是，衛青、霍去病絕大漠，封狼居胥的壯舉，卻讓漢朝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百姓生命損失慘重，府庫為之一空。四代人攢的家底，讓劉徹一下子就給糟蹋光了。
老百姓命沒了，不算大事，但府庫空了，皇帝很頭痛。中國的官僚，從來不乏搜刮有術之輩。主意很快就有了，有三大法寶，第一，鐵鹽官營；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緡錢。
漢武帝之前，鐵鹽包括鑄錢，都可以私營。民間可以煮鹽、打鐵買賣農具甚至兵器，當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許，還可以開採銅礦，開爐鑄錢。現在，這些個掙大錢的事業，都被官家包了。鹽質次價高，反正你也得買，不買沒鹽吃。至於鐵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個渠道，買回來的傢伙不好使，只好將就。這樣一來，國家資本主義告成，錢都直接給刮到官家的府庫去了。
酒業原本也是打算國家經營的，但酒這東西，不像鹽鐵，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營酒業造的酒，質量太差，會沒有人買的，沒法強迫消費。所以，只能放給民間經營，但是，國家強征酒租，這就是酒榷。這一項，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國家對於商業活動，是徵稅的。但是，這樣的稅，無論怎樣提高，此時都不能讓皇帝滿意了。於是開徵算緡錢。所謂的緡，就是串錢的絲製繩子，一串一千，二十緡一算，也就是二十千，兩萬。算緡，是針對不動產的，多少房子，多少馬匹，多少車輛征一算，政府規定好，讓百姓自己去繳納。
當然，百姓不傻，誰會主動繳納呢？但官府有招兒。它規定如果誰不繳納，或者少報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發，告了以後，官府就可以把這家的全部財產沒收，分給告發者一半。當時執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縣，專辦算緡之事。於是告緡者遍天下，中產之家，沒有漏網的。告人的，得來的不義之財，轉眼也被人告。一時間，單告緡一項，朝廷得民財數以億計，沒入的奴婢以千萬數，田產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頃。告緡，即告發人們匿財不報，一時間成了比鐵鹽官營還要生財的羅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財產就是那些財產，羅掘一空，以後也就沒了。所以，這樣的財政措施，只能是竭澤而漁。水干，開始有大量的魚，而後，魚也就沒了。於民爭利，搶奪民財，利也就沒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後，漢朝進入了好長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漢宣帝時，改弦易轍，才稍稍恢複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