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覆滅，漢人士大夫很是可惜。剛從一個異族手裡解放出來，混了兩百多年，結果又淪入另一個異族之手。士大夫的民族自尊心，很是受打擊。大傢伙轉著圈，要追究責任，清初幾十年，一直議論紛紛。
一種說法是賴八股。因為明朝八股取士，說是代聖賢立言，其實不過抄襲敷衍，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消磨在無用之八股上，學風大壞，於是導致江山易姓，國家淪亡。清人筆記上說，明亡之後，有人在大明門上貼了一張大紅紙，上書：奉送大明江山一座。落款為：八股朋友同具。在那個恨死了滿人的明遺民呂留良那裡，這個故事變成了一具禮單；上書：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落款是：晚生八股頓首。
第二種說法，是賴士風。到了明朝，理學一變為心學，越談越玄，學風空疏。士大夫對於經世致用之學，不加講究。國有急難，書生百無一用。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明末清初，文人筆記，記錄了好些迂腐的書生的事迹。李自成的軍隊打進城了，不知道躲避，反而迎上去跟人家談大義，人家拿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他大怒：「我以大義教你，你居然要殺我，真是個賊呀！」結果腦袋掉了。張獻忠攻打洪縣城，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登城牆，對著黑壓壓的攻城士兵，厲聲大罵：「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爾等率眾攻城，不畏王法嗎？」言未竟，城下箭齊射上來，把他射成了刺蝟。清朝大才子紀曉嵐的兩位曾伯祖，都是秀才。清兵將至，大家忙於逃難。兩位卻因為跟一老者爭論門神到底是尉遲恭和秦瓊還是神荼和鬱壘，引經據典，查閱書籍，反覆爭論，最後沒有逃掉，丟了性命。
第三種說法，是賴魏忠賢。明熹宗時代，太監魏忠賢當政，蒙蔽君主，胡作非為。因此，人說明不亡於崇禎，而亡於天啟（明熹宗的年號）。當然，還有說賴萬曆皇帝的。
其實，明朝之亡，如果追究責任的話，第一個要負責的，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八股取士，是他定的。太監當政，也是他開啟的。如果不是他廢掉了宰相，太監怎麼會如此大剌剌地干預朝政？別的朝代，宦官之禍，頂多是皇帝信任宦官，聽宦官的話，而只有明朝，宦官可以替皇帝批奏摺，掌握「批朱權」，做「立皇帝」。如果不是廢相，國家雜事都涌到皇帝這兒來，而皇帝又應付不了，懶得批閱公文，這才讓伺候筆墨的司禮監太監，得以鑽空子替皇帝當了家。
同時，明朝的痼疾，是宗室的負擔和兩套兵制。這樣兩種制度，都是朱元璋定下來的。第一條，凡是朱家子孫，世世代代接受朝廷供養，無須出來做事。結果，朱家人子生孫，孫生子，以超高的繁殖力，養了一堆堆的寄生蟲。害得北方數省，單單供養宗室，錢糧都不夠。第二條，兵制實行衛所制。各地按防衛之所需，設立衛所，屯田養兵，兵家世襲，自給自足。結果，衛所之兵，都變成了軍事農奴，而各級軍官，則變成了農奴主。恨死了農奴主的農奴們，即使不逃亡，打仗的時候，也不知道打誰了。所以，衛所在朱元璋死後，基本上就閑置了，百無一用。但祖制不能動，沒有用的衛所，還必須保留，為了國家安全，非另起爐灶不可，於是，又另設鎮戍之兵，兵源來自招募。害得這個王朝，得為養兵多出不止一倍的錢。一旦邊疆有事，這樣的負擔，就會成倍地激增。
所以，單這兩項制度，就讓朝廷的經濟不堪重負。張居正的改革，只改了賦稅的徵收辦法，但宗室和養兵的負擔，卻不敢動，也不能動。一條鞭法的徵收改革，實際上是將原來不合法的田賦和口賦附加合法化，但附加的數額明確化了而已。隨著朝廷的負擔越來越重，最後還是得在附加之上，再添附加，官吏從中漁利，橫徵暴斂，直至民不堪命，激起民變。
後世說明亡之源，說得最多的，其實就是士風。袖手談心性，空談誤國，被人反覆提起。連清朝的皇帝，也贊同這個說法。其實，明人談心性是談得挺多，但講究實學者，也還是有的。明末製造火炮、火藥之術，跑車的發明，都是前代所沒有的。哪個時代沒有幾個迂腐的書獃子呢？書獃子再多，再壞事，也壞不過制度。國家制度上有那麼大而且明顯的缺陷，即使士大夫再努力，皇帝不肯改，最終還是挽回不了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