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懂事就知道司馬光這個人，因為大人送我的文具盒上，畫的就是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但那時候我家在東北，水缸每每又粗又大，非常堅實，一個孩子能拿起的石頭，無論怎樣用力擲過去，都不可能將它砸破。即使是成年人，要想砸破它，也得用鐵鎚才行。所以，看見文具盒，想想門外的大水缸，心裡總是有點嘀咕。後來回老家，發現老家有種水瓮，肚鼓而皮薄，倒是很容易被砸破。心想，當年司馬光砸的缸，有沒有可能就是這種水瓮？看宋人筆記，果然，司馬光當年砸的，就是大水瓮。
砸缸，意味著機變。當年的司馬光，其實不是以機變聞名的。他的名聲，是嚴正而且執拗。用後世的說法，還有道學氣。他自我得意的童年故事，不是砸缸，而是吃胡桃。說是他小時候，弄了一個青胡桃，姐姐想去掉皮，失敗。過一會兒，一個婢女用熱水給燙掉了。姐姐回來，發現胡桃皮已經去掉了，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是它自己掉的。」正好被司馬光的父親聽見，呵斥道：「小子怎可謾語！」於是，司馬光說，他從此不為謾語。謾語，即是欺矇之言。司馬光一世為官，給人的印象，就是不欺矇，不打誑語，一本正經。閑居西京，令一老卒上街賣掉自己的坐騎，告訴老卒說：「此馬夏日肺有毛病，誰要是買的話，先跟人家講清楚。」在朝堂之上，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即使是好朋友，也一點面子不給。為了變法事，跟王安石、呂惠卿爭得你死我活，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肯讓一分半點。為此，蘇軾罵他「司馬牛」，而他自己則稱迂公。
人一旦迂了，就不便好色。好玩的事，也就不能湊熱鬧。司馬光婚後，與夫人相敬如賓，人稱其有乃祖之風（指司馬相如），可惜司馬光卻不會彈琴。上元燈節，夫人要去看燈。他說：「家裡不也點燈嗎，幹嗎要出去看？」夫人說：「是要看人。」他說：「難道我是鬼嗎？」婚後無子，夫人為之納一妾，他置之不理。一日，妾打扮得漂漂亮亮潛入他的書房，千嬌百媚，他卻只顧看書。妾近身過去，翻起一頁，嬌滴滴地問道：「相公這是什麼書啊？」司馬光拱手正色，吐出兩個字：「《尚書》。」妾鎩羽而歸。所以，理學家邵雍評價司馬光，是腳踏實地的九分人。在邵雍眼裡，大概只有孔夫子，才是十分人。
其實，司馬光年輕的時候，並不是這樣一本正經。從軍做幕僚，同僚有人跟一個營妓相好。營妓檔次很低，做幕僚的，大抵是個士人，私通營妓，傳出去不好聽。可是軍旅生涯，枯燥之甚，有何法可想？司馬光知道同僚的秘密，但卻從不聲張。一日，同僚跟營妓在僧寮幽會，被司馬光撞見，營妓慌忙翻牆逃走。同僚不得已，以實相告。司馬光不慌不忙，賦詩一首贈之：「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床。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彼此相視一笑，此後同僚偷得更歡，也就不迴避了。
道學家不好做，如果性慾正常，非有超人的定力不可，近乎做苦行的和尚。司馬光不是邵雍，也不是二程，沒有探究學理的興緻。君王用他，要兼濟天下，為帝王師，不用，則退而編書著史，也是為了供帝王借鑒。這是個處廟堂之上，江湖之遠，進亦憂其君，退亦憂其君的傢伙。一門心思，就是要干治國平天下的大事。一個那個時代的政治人，為政治而生，政治而死。別的，都無所謂了。
只是，走道學路線從政，過於一本正經，路徑也影響了他的為人為政。年幼之時，有砸缸的機變，年輕時也有寬容之風雅，到了中年以後卻眼裡不揉沙子，是非分明。喜則一切好，惡則一切糟。神宗死，哲宗繼位，太后不喜新法，由此拚命反對新法的司馬光上台秉政。新法推行有年，弊端固多，但朝政需要變法，卻是不爭的事實。司馬光上台，一股腦兒將新法盡廢，制度政策悉數復舊，一乾兒擁護新法的人全部拿下。翻了一個大烙餅，也犯了政治的大忌。傳統政治，政壇上的是與非，沒有那麼涇渭分明，錯的反面，未必就是對。翻烙餅的結果，勢必激化矛盾，從此以後，新舊之爭變成黨爭，終北宋之世，紛擾不已，直到將大宋皇帝兩口，送到了北國寒地，坐井觀天。
從今天看，王安石變法，以強化國家權力為目的，路徑選擇有問題，而司馬光反新法，大翻烙餅，導致政治動蕩，也大有問題。兩個老朋友，一對兒道學家，黑白過於分明，行動也過於果決，惹了大麻煩。宋室傾覆，倆人都有責任。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遺訓，有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