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到了韓非這裡，已經演變成絕對君主主義，大有「三忠於、四無限」的味道。所以，奉獻了學說之後，在深愛其學說的秦王嬴政這裡，他也只能死了，好讓他至死忠於嬴政一個，別便宜了別人。秦統一之後，韓非子的信徒李斯推動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是應有之義。戰國時的儒家，信奉的是君臣相對主義，君當臣為國士，臣才能為君效命，如果君主待臣如草芥，那麼臣子也可以當君主如仇寇。所以，韓非子非儒，因為儒以文亂法，壞了尊君的規矩。那麼，找個借口把討人嫌的儒生坑掉，自然是令他們快意之事。
但是，坑儒是在焚書之後的一年發生的，主導者是皇帝，不是丞相。事情的緣起，不是儒生議政——對皇帝的政策說三道四，而是姓盧姓侯的兩個寶貝，為秦始皇找仙藥，花了皇帝不少銀子，結果當然找不到，溜之乎也。開溜之前，還放出話來，諷刺了皇帝幾句。聯想起徐福帶了三千童男童女、大批的物資出海找神仙，也一去不返。被騙慘了的秦始皇，不由得不怒。盧、侯兩位，無疑都是讀書人，但到底是方士還是儒生，已經無從考證。我們知道的結果是，秦始皇盛怒之下，抓不到該抓的，就拿他們的同類出氣。三木之下，嚴刑拷打。諸生轉相告引，牽連多至四百六十餘人，一併都給坑了。後來又抓的，還稍微客氣點，都給發配了。這些人里，肯定有儒生，但整的重點卻是方士。後世說坑儒，實際上是誇張，這個誇張，是受前一年焚書的影響，因為焚書的重點，是跟儒家有關的詩書和史書。再加上，後世儒生是所謂讀書人的代名詞，但在當年，並不是這樣的。
孔夫子當年，是敬鬼神而遠之的，後輩門徒，居然被騙錢的方士牽連，大批丟了性命，多少有點冤枉。但是，只要秦朝存活一天，儒家之徒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春秋戰國之際，儒墨號稱顯學，但最終都沒有顯過法家。法家其實是從儒家脫胎而來的，但這個惡胚胎，長大之後，居然欺師滅祖，把儒家當敵對勢力對待。只是，在焚書坑儒的政策里，焚書才是重點，坑儒，不過是一個點綴。
當年焚書，針對兩類。一、史書，除了秦國史之外，全燒；二、詩書百家語，不僅燒，而且今後不許人提及。談及歷史，就是以古非今，要族滅。談起詩書百家語，則棄市（殺掉棄之於市，示眾）。所以，讀書人即使沒有被坑，也沒有被發配，肯定也不能靠自己的知識過活了。春秋以來將近五百年的私學傳統，到了秦朝被迫中斷。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是學點技術，醫藥、卜筮、種樹。再就是學法律，還只能放下架子，跟著官吏學。
所以，坑掉的那四百六十個人，只能算秦朝文化禁錮政策的一點無意之中的補充，更多的是為秦始皇泄憤，泄對那些騙人的方士的憤。從這個意義上說，1949年以後，好些為秦始皇辯白的學者，說的也不完全錯。相對於坑儒而言，燒書的危害顯然要大得多。對於諸子百家和各國史書，傷害尤其明顯。儒家經典，儒生是可以背誦的，即使文字版被燒掉，憑著記憶，也可以寫出來。但春秋以來流傳下來的各種書籍，在沒有印刷術之前，每每有各種各樣的抄本，人們也不大可能把它們都背誦記熟。而且竹簡形式的書籍，收藏不易，隱藏更不易。秦朝擁有一直延伸到鄉一級的政府，有如狼似虎的官吏，只要政府令下，這些書的大部，肯定就給毀了。保留在皇家圖書館的抄本，雖然還在，但秦末大亂，項羽進咸陽，也付之一炬。
燒書，殺人，都是為了毀掉民間講學的傳統，進而毀掉春秋以來的文化。僅僅在法令學習的意義上，恢複過去的王官之學的面目。從此而後，只有官府才有書，書只是法律書，想學，只能跟官吏學法令，進而成為預備官吏。所以，秦人就業，除了農工商之外，還有「學為吏」一途。除此之外，就是做醫卜，靠治病打卦混日子了。
這樣的社會，當然特別沒勁兒。不僅對先秦之世是一種大反動，就是對於秦自己之前的社會，也是倒退。因為，連呂不韋的《呂氏春秋》，此時也不能讀了。幸虧秦朝二世而亡，否則，讀書人這樣過日子，豈不是跟蹲監獄差不多了？當然，在暴政的高壓之下，這樣的日子也是能過的。因為，坐牢受刑的擔憂，已經壓過了日子本身的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