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北洋時期是武夫軍漢當家，我們平常管他們叫軍閥。在現代中國，凡是被稱為「閥」的都帶有貶義，軍閥尤甚。所以一提起軍閥，人們腦海里立刻冒出來的就是些專橫跋扈的軍人，打、砸、搶，吃飯不給錢，搶女學生做小老婆，隨便殺人，等等。當然，這麼乾的軍人不是沒有，打起仗來，尤其是打了敗仗之後，幹得比這過分的也不少。但是如果用這些行為來概括所有的軍閥和軍閥所有的行為，好像也不合適。
北洋時期，媒體罵軍閥，罵也就罵了，最大的懲罰是派人封了報館，往往是這邊封，那邊又開了。抓記者槍斃那是北洋末期鬍子出身的張大帥當家的時候的事。大學裡，教授們愛講什麼講什麼。當局想派進個校長去，如果教授不同意，任誰也沒轍，武夫們居然就是不敢派兵護送強行進入。更有意思的是，某些武夫軍漢居然自己辦大學，比如唐繼堯辦了東陸大學（即後來的雲南大學），張學良辦東北大學，連布販子出身的曹錕也辦了一所大學——保定的河北大學。
唐繼堯和張學良都是喝過墨水的人，出過洋，有見識，有點閑錢辦個大學，不奇怪；曹錕一個粗人，雖說也上過北洋速成軍事學堂，但那是混出來的，在家鄉，人送外號曹三傻子，而且他所在的直系一向錢緊，居然也有興緻辦大學。
曹三傻子辦的大學不是軍校，而是一所綜合性大學，在原保定農業專門學校基礎上擴建而成。那一年是著名的1919年，那年，曹錕在做直隸督軍。督軍是一省的天，但在這所大學裡，教授是天。
曹錕出錢，管事，但是辦大學得靠教授。他經常說，自己就是一個推車賣布的老粗，什麼都不懂，大學得靠教授。只要曹錕在學校，就經常在教授休息室候著，對下課的教授噓寒問暖。大暑天，他在教室外面看見教授講課講得滿面流汗，就命令校工上課的時候送毛巾到課堂上，給教授們擦汗，後來乾脆往教室里裝了鐵櫃，放冰塊降溫。每逢發工資的時候，曹錕都囑咐行政人員把大洋用紅紙包好，用托盤托著，恭恭敬敬地送給教授。
河北大學的教授工資要比北京的一些大學稍低，但對於物價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個月兩三百大洋的工資已屬天價，曹錕的副官們能拿到零頭，已經要念佛了。但是這樣的工資，曹錕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見教授在用顯微鏡做試驗，曹錕說，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錢，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呢。
這位粗魯的軍漢對學生要粗一點。文化低、詞少的曹督軍曹大帥偏愛給學生訓話，每訓必強調尊重教授，說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請來的，如果誰敢對教授不禮貌，就要誰的腦袋。然而，沒有哪個教授把所謂的學生不禮貌行為告訴曹錕，因此也沒有誰真的掉了腦袋。
事實上，對曹錕這種人來說，辦大學跟比較開通的財主在家裡辦私塾的心態差不多。無論布販子出身的曹錕怎麼開明，怎麼喜歡附庸風雅，他辦大學也只是給他的家鄉辦一個大私塾，教授都是他為家鄉父老請來的「西席」。對教授的尊敬，厚供給，就如同一心希望子孫爭氣的鄉下財主，自己捨不得吃，也要讓老師食有魚，起居有禮。而且學生不聽話，也都放任老師去責罰，如果老師為此告狀，學生多半要挨一頓胖揍。這樣的財主，這樣的事情，在過去的時代，每個好一點的鄉村教師都會遇到。
曹錕其實根本不明白什麼叫學術自由，什麼叫教授治校，連現代的大學什麼樣他都沒有見過。他熟悉的只是怎樣管大兵，立正稍息，齊步走。獎就是大洋、陞官，罰就是軍棍、禁閉和砍頭。但是他沒用軍隊的一套來辦大學、管大學，儘管他也在大學裡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馬弁，但是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子。連曹大帥都對教授一說話三點頭，他手下的這些小軍漢們還不只有聽喝的份兒？
形勢比人強，那時的大學，全中國都這麼辦，武夫軍漢來辦，自然也得這麼辦。不這麼辦，就不叫大學。看來，誰來辦大學並不重要，即便是一個大學問家來辦大學，趕上一個大學不叫大學的年代，也只能辦成衙門；反過來，武夫軍漢趕上合適的時候，也能辦出一個像樣的大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