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講武堂是我見到的保存最完好的清末軍官學校。完整的兩層樓校舍、宿舍，構成了一個封閉的大四合院。大門的鐵欄杆斑駁而老舊，看起來好像是剛剛還有人從這裡走出走進。其實絕大多數房舍都空著，只有一面放了一些照片，大部分都屬於常見的大路貨，屬於講武堂的舊物很少，一門山炮和一門榴彈炮太先進，而一門土炮和幾支火槍又太陳舊，都不屬於講武堂的時代，只有操場上的沙礫十有八九是當年的舊物，白白的一層，都磨成了石英，看來沒少經人在上面摸爬滾打。這是個出過很多大人物、改變歷史的大人物的院子，他們的腳和身子肯定親近過這些沙礫，有活得很長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還有活得不那麼長的方聲濤、羅佩金、謝汝翼、張開儒、劉存厚、王伯齡，以及由從前的戰友變成敵人的唐繼堯和顧品珍。當然，還要說一個特別有名的大人物，這個人雖然僅僅是這裡的兼職教官，卻令講武堂每個學生都感到自豪，他就是蔡鍔。
講武堂的展覽，主要講的是辛亥革命和護國討袁。這很可以理解，歷史的敘事都喜歡大事，尤其是價值十分正面的大事。一個軍校能跟這樣的大事聯繫在一起，足以讓人把別的忘了，好像這個學校只有這兩件事。其實，辛亥革命也好，護國討袁也好，對中國也好，雲南也好，雲南講武堂也好，只是兩個瞬間，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動。對講武堂而言，就是沒完沒了地上課，訓練，列隊，齊步走，槍放下。
我恍惚記得，雲南講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學校，至少從照片上看是如此。這個清末新政時期的軍事學校跟中國當時多數講武堂一樣，都是學習日本的產物。當時受法國影響很大的雲南，在軍事教育方面卻沒有多少法國的影響，因為這個學校的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不僅教材、教法都取法於日本，連房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學校。學校的教官與學生服裝都很像日本軍人。中國的陸軍現代化，從小站時代的學習德國轉而進入了學習日本階段。
不過，雲南講武堂展覽里有一張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軍校儀仗兵，軍裝是日式的，兵的手裡卻拿著一支方天畫戟，想必其他的儀仗兵手裡拿的也是斧鉞之類的傢伙。這些儀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級軍事首領身邊的儀仗護衛拿的的確都是這種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兒，但也可能是學法國，因為到現在法國某些儀仗隊依然拿著古代的冷兵器。
儀仗兵手裡的方天畫戟並不能改變這裡現代軍事教育的本色。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樣，軍事現代化的改革在將軍隊引向現代化的同時，也威脅著這個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襯出主導這個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後和腐朽。因此，改革產生的新式陸軍，尤其是這些新式學堂的學生，反而成為王朝政府要防範的對象。那些原本作為改革對象的巡防營，儘管落後、野蠻，沒有訓練，卻令各級政府官員放心，成為監視新軍，尤其是講武堂的依靠力量。在清朝滅亡前的幾年裡，新軍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監視，平時不發子彈，即使在實彈訓練中也要嚴格掌控所發的子彈數量。當時主政雲南的雲貴總督李經羲還算開明，對新軍戒備還不太嚴，而且他對蔡鍔特別賞識，新軍和講武堂的武器彈藥使用儘管有諸多的限制，但是他們還是能見到子彈。
然而，防範越嚴，新軍的反心越重，與其說新軍士兵和軍事學校的學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帶壞」的，倒不如說是被政府大員們一系列的猜忌、防範逼反的。重用巡防營的做法影響尤壞，徹底消解了新軍基於自身現代性的自豪感和優越感。雲南講武堂的學生們很自覺地在每次實彈演習中把子彈節省下來，發十五發只打五發，剩下的都交給一些進步的教官統一保管，積攢起來，為起義做準備。
武昌起義後，雲南很快響應，平時積攢下來的子彈最終讓新軍和講武堂學生攻下了軍械局和總督府。雲貴總督李經羲被從床底下拖出來的時候，才發現原來起義軍的司令是自己一直特別欣賞的協統（旅長）蔡鍔，呆了半晌。
最後，蔡鍔把李經羲放了，讓他去了香港。就這樣，清朝的軍事現代化努力最終成了壓垮這個王朝脊樑的最後一根稻草，不，應該是最後一粒沙礫。
講武堂操場上被磨得很光的沙礫，實際上也參與了一場戰鬥並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說，凡是在專制國家，大家都呼籲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滅得更快，清朝就是一個例子。其實，改革變成一個王朝政府的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改革過程中政府自己變化太小，以至於成為引入新因素的對立面，很自然地把新因子變成自己的敵人，如果自己變化步伐快一點，事情也許就不會是這個樣子。後發國家現代化變革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凱末爾革命。人家政府推進的改革就沒有最終吞噬政府自己，在那裡，學習西方建立的新式軍隊反而成為政府變革的推動力量，自然是變革了的政府的依賴。
雲南講武堂的操場上只有幾個閑散的老人，一個正在練太極劍的大娘成為這片沙礫上唯一還有點「武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