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業不是花卉行業，這是個老詞兒，指娼妓業，過去不僅有花業，還有花捐、花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里，某船妓有道：做官和我們做妓是一樣的。明顯屬於吳某這個海上文人對政府官員的污衊，我的文章扯花業帶上「政治」，絕無類似吳某的「惡攻」之意，所要說的無非是清末民初曾經輝煌而且照章納稅的娼妓業的一點舊事。
關於娼妓業繁盛，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中國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軸線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面往往不那麼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樂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較高的娼妓那裡，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還是要嫖。不過，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性方面很開放的時代，即使是夫妻之間也浪得緊，卻不見娼業因此有所衰敗，所以這種說法雖然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更像是男人尋歡尋樂的借口。在這麼大的中國里，一回到歷史那裡，理論總是要觸霉頭。反正不管怎麼說，中國的娼業，或者說花業一直很繁榮就是了，王朝興也罷、亡也罷，人家商女都在唱「後庭花」，基本上不受干擾。
人說有名妓而後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養了名士，還是名士捧紅了名妓。這個問題更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恐怕誰也說不清。其實，沒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讀書人（士）都喜歡跟妓發生點故事，只是名士和名妓之間的故事更有傳播價值，所以留下來的比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較發達。朝廷對這項贏利很大的事業一直堅持「公有制」原則，從業人員由國家管理，收入上繳國庫。清朝廢除官妓制度，但依然壓不住官紳們的慾火，結果民營花業一天天興旺起來。花業民營了，遊冶其間的名士（準確地說應該是文學家和政治家）和准名士們也就更自由了，淺斟低唱並肉帛相見之餘，給小姐們打分品題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舉本是男人的命根子，這個時候卻被拿來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樣，分狀元、榜眼、探花，然後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輒引以為憾」。其實，這種盛事據說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時北京由於朝廷明令禁止官員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優人），自然也就談不上給妓女評「花榜」。
自打晚清鬧「長毛」以來，上海這個小小的縣城就陡然膨脹了起來，一方面是因為洋人看上了這塊風水寶地，另一方面是戰亂把江浙一帶的財主連同財產都趕到了這裡。關鍵是這裡地處揚子江的末端，是長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遼闊，幾乎囊括了大半個中國，有著最好的經濟前景。繁榮總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業也就一天天繁盛起來，不僅壓倒了原來的妓業勝地大同、陝州，就連北京和南京也只好自嘆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於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國中之國，雖然裡面住的大多數是黃臉漢或黃臉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卻是白麵皮，清政府的頂戴花翎在裡面什麼都不算。繁榮的上海養娼妓，也養文人。在這麼個華洋雜處的地方，歐風所及，文人們習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窯子敢大肆招搖倒是真的，不僅招搖，還辦了報紙渲染自家的風流韻事，把中國的報業著實推進了不少。於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藝排成「書寓」「長三」「幺二」之外，還定期舉行花界「科舉」，其頻繁程度，多時達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報主持，文人們推薦，選舉狀元、榜眼、探花，有幾年還按色、藝分別評選花榜和藝榜——後者走武舉的路子。
進入民國以後，由於科舉制早就廢除了，大家對狀元榜眼什麼的也膩了，新鮮的是總統、總理和督軍，所以花榜的頭銜變了，改成花國大總統、副總統、總理、總長……推舉方式也跟著民國一塊兒進步，從原來的文人寫信推薦改為開大會投票選舉。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僅在政壇，在花界也得到了體現。有選舉就有競爭，跟從前妓女坐在家裡等人評比不同，現在她們要登台競選，表演才藝。有後台、財力充足的妓女還要散傳單，甚至在報上打競選廣告；在選舉中，連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名目都出來了，有人真的提議讓野雞（沒有執照的街頭低等妓女）以在野黨的身份參加競選。花界選舉跟政壇選舉唯一的區別是沒有「民族國家」的限制，由於舉辦單位不同，所以你搞花國選舉，我搞香國選舉，反正上海的花界從業人員越來越多，不愁沒有人參加。政壇上有賄選，花界選舉也一樣。曹錕選民國的總統要買選票，上海的嫖客們選花國的總統也要買選票，只是曹錕每張選票花三千到五千袁大頭，花界選舉時冤大頭們買下幾萬張選票也花不了那麼多。
妓女們不僅樂意頂著民國所有威嚴的官銜招搖過市，而且還喜歡穿印有國旗（五色旗）圖案的褲子（注意：是下半身，不是上半身）。看來，總統和總長的頭銜和國旗的圖案，對妓女們招徠客人都有莫大的好處。
民初的文人們煞費心思在花界弄名堂，從操練模擬科舉到操練西方民主，其實就是些玩女人別出心裁的花樣，而被玩弄的對象則乘機花熟客的錢為自己的生意做點廣告，雙方兩廂情願。中國文人治國平天下的所謂抱負，很可能本來就是自己騙自己的，政壇與青樓在人們心目中本是一樣髒的所在，所以逛窯子之餘拿政治開開涮，也算不上是什麼褻瀆。實際上，在那個時候也沒有聽說過總統和總長們對妓女分享他們頭銜有過不滿的表示，這些人一旦下了野，很可能也會加入到評選花榜的行列。
從被動地被人品題到站出來競選，花界中人多少濡染到一些時代的氣息，真的起來撞了一下政治的腰。當嚴復的《天演論》風靡天下，讀過點書的人口不離「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時候，在上海讀書的胡家小公子給自己改名「適」，字「適之」，而同時上海的花界也冒出來一個「青樓進化團」，不只名字時髦，還能做一點時髦而又符合自己利益的事：舉行義演，募集資金，為妓女們辦學校。五四運動的時候，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而妓女也罷了工，而且積極響應學生的號召，抵制日貨，把自家的日本產的生活、化妝用品拿出去燒掉。
從選花國總統到動員花國愛國，時髦的事情總是上海人做得多。相形之下，北方的花界聲音似乎沒有那麼響，但對政治的參與卻相當深。庚子國變，八國聯軍打了進來，滿清朝廷作鳥獸散，沒走的王公大臣不是吞煙就跳了井，奉命議和的李鴻章又遲遲不肯進京。這時候據說實際上是一位石頭衚衕（八大胡同之一）的名妓成了主事的，她就是做過狀元如夫人的賽金花。賽金花出身蘇州妓家，陪著狀元公洪鈞出過國，會幾句洋涇浜的德語，人們都說她跟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睡過覺，吹枕邊風，吹得北京並北京的老百姓少受了不少禍害。其實，在賽金花故事之前，義和團就捧出過一個船妓出身的林黑兒，說她是黃蓮聖母，指望她可以閉住洋人的槍炮。那時候，林黑兒乘八抬大轎，幾十個團民護衛，招搖過市，任你是科門高第還是朝廷命官，都得對她行禮如儀。林黑兒本人也經常從袖裡拿出一包螺絲釘，說是昨夜夢裡元神出竅，從洋人大炮上拆下來的。事實上，這兩個妓女的事迹都是人們編的。賽金花的故事由南北文人合謀編出，水平比較高，而且不太好驗證，所以至今仍然有人信。而黃蓮聖母的神話當時就露了餡兒，加上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文化不高，故事編得不圓，所以同是妓女，林黑兒只好屈尊於賽二爺（北京當時對賽金花的稱呼）之下。其實，林黑兒至少真的在義和團里干過，算是參與過政治的最高形式——戰爭，而賽金花原本什麼都沒有做，只是趁亂做了幾單外國生意。
可不管怎麼說，至少在人們心目中，北方的花界總算是在政治上露了回臉，一出手就是大手筆。同樣的大手筆在袁世凱稱帝的時候，由八大胡同的同仁們又弄了一回。那是帝制鬧得最熱鬧的時候，袁世凱在新華門裡故作姿態，扭捏著不肯出來穿龍袍，於是黨羽們鼓動各地派遣各種名目的「請願團」進京，有商界請願團、婦女請願團、農民請願團、乞丐請願團等，一起擁到新華門，要求袁大總統再高升一步。而八大胡同的妓女們，不失時機地衝出衚衕，組織妓女請願團，跟大夥一塊起鬨。領頭的一說是小阿鳳，一說是花元春，都是民國史上大大有名的紅倌人。妓女請願團雖說人數不多，但由於顏色靚麗，身段婀娜，特會招搖，所以引來圍觀者甚眾，如果從造聲勢的角度，的確給洪憲帝制添了若許聲色。
洪憲帝制雖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對聲中銷聲匿跡，一世之雄的袁世凱也翹了辮子，但八大胡同從此跟民國政壇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現任的高官關係更密切。其實，還在袁世凱的時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窯子已經是家常便飯，被後世傳為佳話的蔡鍔與小鳳仙的故事其實不過是在京高官的一項業餘活動。只是袁世凱死了以後，高官們的公事也挪到衚衕里去辦了。馮玉祥回憶說，當年他上京辦公事，卻被拉去吃花酒，人還沒坐定，呼啦啦來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總長（中央政府的部長）腿上，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