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所謂的軍閥，其實徹頭徹尾屬於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正宗產品。當時國人尋找中國弱的原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覺得中國人太文弱，士大夫重文輕武；反過來，人家西方人，包括學習西方學得比較好的日本人，都很有尚武精神，從軍的都是社會精英，不像當時的中國，「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尚武的另一方面，是引進、仿製西式武器，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中國在引進技術層面的現代化，直到甲午戰爭，其實並不弱於日本，西方每有先進武器一問世，用不了多久，中國人就會仿製出來。只是在武器的使用方面，中國軍隊有點差勁。雖然從淮軍跟洋槍隊學英國兵操開始，中國軍隊就學著比畫，但直到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行列式走得算是齊了，槍炮卻操練得不怎麼樣。當然，清朝新政以後，留洋學軍事的人中有認真的，比如在日本士官學校吃苦的若干人等，比較傑出的如蔣百里、吳祿貞、蔡鍔、藍天蔚；學得一般的閻錫山、孫傳芳、劉存厚，也包括沒有學完的蔣介石。他們大抵從天天早起刷洗戰馬、給老兵打洗腳水開始，忍受日本軍曹的拳打腳踢，辛辛苦苦才學得一點低層次的軍事技術，只配當兵頭——士官。不過，這些認真的人學成之後回國都擔任高級軍官，比原本應該擔任的士官高了不知道多少級。加上這些人原本在國內都是讀書人出身，在苦熬了若干年後，一旦回國，不免技癢，往往重操舊業，每每與一班文人雅士混在一起，因此，士兵的軍事技術還是得不到提高。
辛亥革命的武漢爭奪戰，要算是這些按照西方操法、拿西方武器、穿西式軍裝、按照西方軍隊編製編練起來的新軍之間，第一次正經八百的交戰。雙方打得都十分業餘，按當時人的說法，北洋軍的勝利關鍵是靠他們的機關槍，而革命軍直挺挺地衝鋒，也是成全北洋軍勝利的重要因素。
此後，軍閥之間仗打了很多。每次戰爭，文的一方面的宣傳攻勢，即所謂的通電戰，要比真刀實槍熱鬧得多。真打的時候，基本上槍放得多，死人很少。四川軍閥劉存厚和熊克武之間在成都開戰，居然有大批的閑人前去觀戰，就像後來的四川球迷看球一樣，不知道那時候是不是就喊「雄起」了。無論多大規模的仗，大抵雷聲大、雨點小，任他槍炮隆隆，其實死不了幾個人，因為士兵們放槍放炮，都沒有準頭，但是放槍的速度都很快，更多的是圖個熱鬧，跟小孩子過年放鞭炮差不多。以至於當時有在華的外國人惡毒地建議中國人恢複使用弓箭，說是這樣至少能給國家省點軍火錢。
西方人關於中國軍閥間戰爭的另一種說法，也很惡毒，說是中國的戰爭不是用真正的槍炮打的，而是用另外一種槍——煙槍打，再加上一些袁大頭（銀圓）伴奏。這當然也有道理，中國人，尤其是軍人，都熟讀《孫子兵法》，知道「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所以，兵馬未動，煙土和銀圓先行。加上各派軍閥之間關係複雜，親戚、同鄉、同學，各方人士攀起親來，有說不清道不明的由頭，給彼此的收買、瓦解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小到一個連、一個營，大到一個旅、一個師，甚至一個方面軍，只要工作做到了家，戰事一開，這邊嘩啦一倒戈，戰鬥也就結束了。
軍閥間戰爭的另一個習慣是，無論仗怎麼打，彼此都留有餘地。無論戰事多麼緊張，交戰雙方的親屬都會留在對方的營壘里。雙方的家眷如果趕巧生活在一個租界，也依然在一起打牌。對於打敗了的軍閥，戰勝者一般不做肉體上的傷害，甚至不動他們的財產，很有紳士風度。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四川人，一直到國民黨當家時，大家依然保持各自的防區，勢力大的佔得多，勢力小的佔得少，但勢力再小，也有碗飯吃。
當然，如此這般下去，一個個頂著將軍頭銜的傢伙們這樣客客氣氣、溫文爾雅，軍隊大可以變成儀仗隊，甚至像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廣州眾多的司令部一樣，有兩個兵一個司令，再加上兩支槍，就可以了——一支長槍給士兵站崗用，一支短槍司令自己佩帶。大概眾軍頭自己也意識到這裡面的荒謬，於是，不知怎麼的，仗打得狠起來了。有人說都賴徐樹錚，說他狠，把對手一個將軍陸建章暗殺掉了；有人說賴吳佩孚，用大刀隊督戰；也有人說賴孫傳芳，打敗了對手，居然把對方的降將施從濱殺掉了。反正，仗越打越凶，大炮多了，機槍多了，坦克車開出來了，飛機也飛上天扔炸彈了，甚至毒氣都有人放了。一戰之後的西方軍火商，看著中國的軍閥打仗，高興。一船一船地把軍火運過來，戰後的剩餘軍火、爛槍破炮，都找到了買家，把中國變成了各國輕武器的博覽會，連四川、甘肅都有了洋軍火的身影。四川的劉湘原本是川軍中的二等角色，但是人家佔了重慶，有交通之利，不僅可以自己買軍火，還可以截別人的，最後居然做成了川中老大，號稱有海陸空神（一些喝符念咒的神兵）四軍。
仗打狠了，兵也就慢慢練出來了，只是把老百姓禍害得太慘。大家打的都是內戰，跟原來軍事現代化的本意差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