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票的選舉（vote）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西方人研究政治，不說則已，一說就是選舉。說來慚愧，中國人雖然從辛亥革命開始就引進了西方民主制度，說到選舉，基本上還是一筆糊塗賬。大學裡一群教社會科學的教授，為了評職稱投回票，居然為個如何計票問題爭上半天。
選舉在中國的語彙里是選拔官員的意思，多數時候意味著考試。各種正史里都有選舉志，內容都是選拔官員的制度和相關事宜。這種選舉大體上是自上而下，頂多在察舉制度的年月參考一下士大夫的輿論而已。這跟西方所謂的選舉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中西概念的互譯，在這裡達到了一個混亂的頂峰。
既然國人腦子裡從來沒有投票選舉這回事，一旦投票選舉落到自家的頭上，難免會莫名糊塗，弄不清上面的當政者到底要幹什麼。民國元年第一屆國會選舉，就是在這樣的糊塗之中進行的。有資格投票的人不多，占人口數量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多數地方的票都是按組織者的意圖投的，沒有多少人把自己手上的票太當回事。有資格、有名望的人，往往縮頭縮腦，不肯出來競選，很多有名的紳士就這樣拱手把議員讓——不，實際上是推給了一些到日本混過的革命黨人。這也是為什麼在這次國會選舉中，由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在把政權都交出去的情況下依然取得了選舉的大勝。如果當時的人們知道這屆議員在後來的歷史中如此風光，不僅可以在議會上飛墨盒、罵部長、下班吃館子、逛衚衕，而且經常是被人爭奪的對象，直到1923年輪到曹錕想過總統癮了，還可以一票賣五千大洋，肯定腸子都悔青了。
不過，到了1918年第二屆國會選舉的時候，情形大變。紳士們發現，原來做國會議員有如此多的好處，而上面的若干政治勢力也覺得操縱國會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於是，競爭開始。上面是梁啟超、林長民等人的研究系和當家的軍人集團皖系軍閥在爭，下面是各個紳士在搶。兩家原來在張勳復辟的時候合作過，但到了選舉的當口都當仁不讓。都說梁啟超一支筆獨步天下，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毛錐（筆）還是敵不過毛瑟槍。段祺瑞的智囊徐樹錚一手組織安福俱樂部，招待一群人吃喝玩樂，伴著嫖經、賭經，就組成了依附於軍閥的政黨。於是下面的競爭就變成了誰可以贏得安福俱樂部的歡心。
小徐（當時人稱徐樹錚為小徐，徐世昌為大徐）是當年縱橫捭闔的高手，一手軟一手硬，硬的一手是指使各地軍閥直接操控，務必使安福俱樂部的人當選，什麼招都行——最笨的如安徽的督軍倪嗣沖和湖北督軍王占元，乾脆打開票箱換票。軟的一手是收買選票，市場交易。當時的北京政府跟日本關係變好，因此得到大筆的借款，這些借款相當一部分經小徐之手用在了賄選上。初選投票人多，每票含金量不高，幾毛乃至幾分錢就可以買一票，一般不是跟選民直接交易，找到地方領袖人物，按選民人頭數給錢就行。複選投票人數少，價格飆升至上千元，特別精明的投票人還有辦法，除了拿錢，吃喝嫖賭全讓買票的人埋單。當然，有的時候行情也會變，如果把持選舉的人發現票數已經達到當選比例，剩下的投票人手中的票就一錢不值了，因此，賣票的人也不能過於矜持，討價還價，見好就收。有的地方買票的人特別精，在投票之初就放出風來，說是買到某個數額就夠了，剩下的不買了，沉不住氣的投票人一恐慌，很便宜地就把票賣了。買票人（都是小徐在各地的黨羽）就可以落下一大筆經費，放進自己的腰包。
民國的北洋時期，政治勢力操控最少的要數聯省自治運動中湖南省議會的選舉。即使這樣的選舉，也一樣有賄選，選民既不知道怎麼去投票，也不知道怎麼賣掉自己的選票。買票的人還是通過地方的領袖，比如宗族的族長，或者地方的鄉紳。有的大鄉紳可以控制很多宗族，一筆交易下來，斬獲甚豐。不過，也有的宗族裡面明白人比較多，不肯輕易讓族長發財，開族內會議，要求把票統一賣給出錢最多的買家，賣得的錢則作為宗族的公共財產，用於族內的公益事業。
最為乏味的選舉，當屬國民黨當政時期，在1947年進行的所謂行憲國大選舉。整個選舉由國民黨組織操辦，多少名額給黨內（國民黨），多少留給友黨（如青年黨、國社黨），多少給社會賢達，都事先有組織規劃，到時候按計畫進行就是，基本上沒給地方人士多少掙銀子的機會。選舉走到這一步，也就沒看頭了。
投票選舉，前提是選民得有權利意識，個人主義固然好，家族主義也差強人意，只要能意識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一個群體，投票選出的那個人在今後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對自己和自己所在的人群有好處，那麼，選舉才會像樣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