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結束之後，中國變成了民國，在名義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經掛在了首都的城門樓上；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代議制政府。民國的前半段，人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從1912年到1928年，差不多十六年。這一段歷史，類似東漢末年群雄並起、亂打群架的時光，今兒丙聯甲倒乙，明兒乙聯丙倒甲，後天甲再聯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與北打，東與西打，一省甚至一區之內，幾個小軍閥忽而刀兵相見，忽而握手言歡。看這段歷史，誰都頭大，不僅頭痛混戰不已、民生塗炭，還頭痛找不到頭緒，連最好讀的陶菊隱先生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也往往幾頁就冒出來幾十個人名，幾場亂仗同時開打，亂鬨哄，你未唱罷我登場，叫我如何認得他！
不過，如果粗線條的概括，民國北洋這段，從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體上是袁世凱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依次各唱了四年的戲。這十六年，雖然依王闓運的對子「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但細分起來，還是有區別。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這一時期的民國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著下降線行進的。袁世凱時期，民國元年的國會是全國普選的，儘管農民們未必知道選舉是怎麼回事——大多數人實際上是由別人包辦著投的票，但普選的形式畢竟在，人為操縱的痕迹不大，其實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們的意志，選出了他們心目中應該做議員的人（有的地方，人還在國外留學，已經被選為議員）。到了皖繫上台，組織了安福俱樂部，操縱選舉，結果弄出來一個安福國會。輪到直系出頭，居然公開賄選，議員成了豬仔。馮玉祥聯合奉系倒直，先推出來的臨時政府居然連代議制機關都沒有。接下來的奉系政府，乾脆就是軍政府，首領是大元帥。套一句俗語：黃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個時期當政的都是軍閥武夫，不知道憲政是怎麼回事，就像民國的外交家顧維鈞所說的那樣，袁世凱對西方民主缺乏起碼的認識。袁世凱如此，袁世凱之後的北洋團體中的驍將更是等而下之。不過，事情還有另一面，雖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議制，更不懂民主是什麼，可畢竟他們都是從晚清過來的，深知清朝積弱積貧的歷史，明了若干年來中國學習西方的艱苦努力。雖然他們不了解代議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這個制度的優越性卻是經過西方的「先生們」驗證過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貴族最喜歡的帝制德國也有國會和憲法。他們吃過西方軍隊的苦頭，並且受過西式軍事教育，其中有些人還有留學（德國和日本）的經歷，至少知道他們所效法的西方稱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武夫實際上對風靡知識界的進化論也略曉一二，他們對當時堪稱「時代的意識形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從心底里服膺的。就當時而言，西方的制度意味著進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議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不理會這個制度，不希望嘗試按照這個制度操作一下，好讓中國也強盛起來。我們所說的北洋軍閥，其實是中國人學習西方推行軍事現代化的產物。所謂的袁世凱復辟，他的帝制其實並沒有取消代議制，他打的主意是君主立憲制。反過來也可以理解，儘管中國進入共和政體以來，國家之混亂、國勢之衰落比晚清有過之而無不及，可復辟卻總也實現不了（包括強人袁世凱所嘗試的看起來僅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對者中最有力量的還是北洋團體的軍人們。在那個時代，進化論的魅力顯然不是其他什麼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這十六年中，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種場景，每當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議制的時候，往往很難處理好跟國會的關係，處處是坎，衝突不斷，什麼事都做不成。當他們拋棄了對憲法和對國會的尊重，實踐起他們一向熟悉的權術操作、軍人干政時，則到處綠燈，諸事順遂，想幹什麼往往就能成什麼。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現實，但的確是現實。
當袁世凱尊重憲政的時候，民元的國會選舉他沒有干預，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資源對自己所期待的政黨施以援手，眼睜睜看著同盟會變的國民黨取得優勢，成了國會具有絕對優勢的第一大黨。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步履維艱了，面對辛亥革命後各地亂糟糟的局面，遍地民軍，遍地軍政府，土匪、幫會橫行，中央政府統一財政，削減民軍，整頓地方，一樣也做不成。最後袁世凱動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國民黨勢力土崩瓦解，領袖和骨幹出國流亡。更損的是，袁世凱派人化裝成「公民」，組織「公民團」包圍國會，逼國會選他為正式大總統，這個國民黨人占多數的國會居然還真就把他選成了正式大總統。吃硬不吃軟的政治現實，逼得北洋軍閥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麼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乾脆以收繳議員國民黨黨證的方式，把國民黨議員統統趕走，迫使國會因不夠半數開不成會，然後自己一家說了算，連剛剛的盟友進步黨人也一塊涮。然而，接下來，他進入了自家統治的最高點，秩序穩定，改革前進，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軍人也開始被收撫，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趁歐洲列強忙於世界大戰之際，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讓袁世凱做不起人，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一切看起來很是不錯。當然，真的把袁世凱毀了的還是他的帝制「改革」。這一招不僅沒能實現他加強中央權力的初衷，反而給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過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勢力以反抗的借口，一個合乎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陳湯」（「二陳湯」都宣布獨立反袁），本是自家從藥店買來的。
同樣，接下來統領北洋團體、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當身為國務總理的他尊重民元國會，尊重民元約法的時候，幾乎寸步難行，處處掣肘，跟國會以及虛位的總統黎元洪的關係越來越僵，直至最後決裂。而當他玩陰謀，耍詭計，煽動督軍團干政，最後利用張勳趕走黎元洪復辟帝制、把遜清的小皇帝抬出來的時候，反而左右逢源，連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為國務總理。組織討逆軍，殺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後，接受前段時間「府院之爭」的教訓，段祺瑞開始組織選舉聽話的國會，從日本弄來的西原大借款多半養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參戰軍，少部分堆出來一個安福國會，選出一個乖巧的聽話總統徐世昌。從此，政治強人段祺瑞要什麼有什麼，再也沒人擋道。
段祺瑞最後栽就栽在武力統一的策略上。武力統一南方，在用武過程中消耗掉同屬北洋團體的直系力量，借刀殺人，一石二鳥。直系的吳佩孚賣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軍卻給了只知道撈錢的張敬堯，只因為張是段的親信，而立下大功的吳佩孚只許在湘南前線拚命。段祺瑞算盤打得不錯，但誰都不是傻子，包括吳佩孚的「主公」、人稱曹三傻子的曹錕。結果是，武力統一變成了北洋火併，直系從湖南前線回師北上，段祺瑞花大錢養的少爺兵敵不住吳佩孚，天下從此變了顏色。
皖系倒台之後，有一個直系和奉系共同當家的時段。在這個階段，佔了優勢的直系調子唱得很高，對憲政看起來相當尊重，不僅民元國會重開，連黎元洪都再作馮婦，重回總統寶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驅逐出關，直系一統北京政府之後，曹錕就公然搞起了賄選，早就墮落成政客的民元國會議員也相當配合，三千元一票、五千元一票地把只知道寫一筆「虎」字的曹錕選成了民國大總統。連選總統都可以收錢投票的國會自然做不起代議機關，國會從此廢掉。北京政府進入了「曹錕要錢，吳佩孚專權」的時代。
直系的垮掉跟內部分裂有關。一方面是吳佩孚個人專權，排擠同一系統的其他將領，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員驍將馮玉祥；一方面也是由於吳佩孚民族主義的高調唱得太高，上去下不來，阻礙了北京政府靠出賣主權換取借款的途徑，導致中央政府財力枯竭，機關幹部和軍警一起上街遊行討薪。財力有限，難免就分贓不均，吳佩孚自家的嫡系還能保障供給，而別的人，尤其是沒有地盤的馮玉祥就只好鬧窮，轉而接受直系宿敵奉系的資助。一旦直奉開戰，馮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當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當口，直系一個方面軍回師倒戈，抄了大隊人馬的後路，吳佩孚再硬也撐不下去，於是，奉系入住北京政府的時代開始了。
當然，奉系時代的序幕，有一個國民軍和奉系共同當家的過渡，此時的臨時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頭銜是臨時執政，執政府根本沒有立法機關。接下來的奉系政府幹脆就是軍政府，鬍子出身的張作霖做了大元帥，代議機關連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沒有了。
奉系統治的四年是北洋時代最黑暗的時期。不僅連形式上的代議機關不復存在，連起碼的言論自由也遭到封殺。敢言的記者被捕殺——民國最有名的兩個名記者邵飄萍和林白水都死在奉系軍閥手裡。學生的遊行請願也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