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是離我們最近的歷史，按中國的傳統，現在最應該修的是民國史。市面上，只要是民國的書，都賣得不錯——民國的學人走紅，武夫軍漢吃香，連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著股誘人的氣息，跟先前教科書里民國一副黑暗骯髒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裡，那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言論自由，文化繁榮。
民國史無疑是現在的中國人最應該重視的歷史，因為那是中國人最艱難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實踐。我們從晚清到民國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實並沒有像一直以來很樂觀的教科書史學家所講的那樣，早就得出了答案。我們中國人在一百多年前就在說轉型，但是一百多年後依然要說，說明在歷史的答卷上，我們雖然不間斷地塗抹了很多文字，卻並沒有答到點兒上。
下面，我想就民國史的三個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國的三個面相」——信仰糾葛、制度扦格和話語弔詭。
我在這裡講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種政治信仰。傳統社會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話，只能是綱常名教，而綱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內容則是皇帝，沒有皇帝，所謂忠孝都沒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綱五常就缺了關鍵的項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舊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沒了皇帝，所謂名教就落不到實處，大家心裡就會沒著沒落的。但是，近代以來，闖入中國大門的西方人教會了國人另外一種信仰，這種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進化論。自從嚴復老先生把赫胥黎的《進化論和倫理學》的一部分摻和些斯賓塞的東西譯成《天演論》端給國人之後，這個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為知識界乃至社會上層的第一信仰。
在中國流行的作為政治信仰的進化論，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兩者都體現了一種進化的歷史觀，在人類的生存競爭中，叢林里的廝殺導致歷史階梯性進步，位於後面的註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為模仿公羊三世建構的「新三世」說特別典型，君主專制是為「據亂世」，君主立憲為「昇平世」，民主共和為「太平世」。
顯然，如果按照這個歷史觀，當時的中國人處境大大地不妙，無論文化、制度還是人都屬於不能適應競爭的非適者，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但奇怪的是，當時的國人卻偏不這麼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種，更不是野蠻人，只要拿來西方經過競爭證明優良的制度，那麼就可以迎頭趕上，乃至後來居上。即便經過八國聯軍侵華事件，我們的知識界依然保持了對自己的樂觀，堅信只要變革制度，中國稱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進入二十世紀最初的幾年，在報紙上，黃種人稱雄歐亞的夢囈，總是沒完沒了地冒出來。
在這種沒影的夢囈中，中國開始了立憲的進程。感覺立憲步伐太慢而當權的皇族又不肯放權的時候，革命發生了，沒有人肯為皇帝背書，於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美國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國。當年的名記者黃遠生說，當時的中國人有制度的迷信，認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掛在中國的城頭上，中國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制度迷信，背後是進化論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們迷信的制度開始運作的時候，麻煩來了。國人不懂選舉，國會和總統選舉看起來都像喜劇和鬧劇。國人更不懂政黨政治，不知道議會如何操作，國會、內閣、總統三家打架，墨盒亂飛，政令亂下。最後強人總統袁世凱用武力趕走了國民黨，弄殘了國會，馴服了內閣，讓自己也變成了頂著總統招牌的獨裁者。但事情到此並沒有完，新生的民國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內獨裁的境地，依舊陰影籠罩，內憂外患未了。近鄰日本乘一戰之際，強逼袁世凱政府接受意在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強按頭，頭按下去了，合法性則受到嚴重損傷。國內的西南軍閥依然保持著半獨立的狀態；而為了征討國民黨被派出去的北洋將領，一旦有了地盤，也變得越來越不聽話。各地的土匪鹽梟，流民痞棍，都蠢蠢欲動，活躍異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稅。沒有了皇帝，底層社會不太把總統當回事，在「草民」那裡，沒有皇帝就意味著沒有了王法。
在客觀上，袁世凱稱帝是袁世凱和他的幕僚班子為了重樹權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種嘗試。當時的社會對民國的實踐並不看好，不僅遺老遺少呼天搶地，就是一般百姓對民國也沒有親和感，生活沒有改善，治安紊亂，一系列社會改良，從剪辮子到放小腳，引起的騷擾遠比實惠要大得多。「民猶是也，國猶是也」，既是名士的牢騷，也是公認的現實。連中國政府的外國顧問——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都表達了共和制度不適於中國的意見。只不過這種輿論導向在帝制熱期遭逢中國特色的有意操控，變成了荒唐的「舉國一致擁戴」。在最後關頭，唯一有不同聲音的《順天時報》居然會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親的案頭。看來，原來的政治信仰，又有點要抬頭了。
袁世凱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僅是稱帝，還有傳統綱常倫理的修復。在稱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凱，從傳下來的照片上看，已經古色古香，儼然就是一個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樣祭天祭孔，不僅僅是預備登基，更是昭示傳統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統治者一樣，他希望這種重建能中外合璧、古今合一。可惜，袁世凱高估了人們復舊情緒的能量，低估了進化論的魅力，尤其是這種信仰在社會上層和知識界的影響力。袁世凱重建權威的努力，給人的感覺只是復舊和復古，為新的知識分子所不喜。而背後廢省設道、廢督裁兵的後續政策，不只為外人西南軍閥所反感，也為自家佔了地盤的嫡系北洋將領所不喜。袁世凱如果不稱帝，那麼他們的反抗可以視為叛逆，但稱帝之後則可以變成堂皇的反覆辟、反倒退，而反覆辟是合乎進化論「公理」的絕對正當行為。
就這樣，在稱帝前看起來強大無比的袁世凱，稱帝之後經蔡鍔在雲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樣垮了台，連最親信的人都離開了他，他不得不吞下「二陳湯」（指原來擁袁、後來反袁的地方軍閥陳宧、陳樹藩和湯薌銘），一命嗚呼。
從此以後，復辟再也沒了市場，曇花一現的張勳復辟只不過是北京政府府院內爭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國民黨上台，人們一直忍受著國家的混亂和分裂，一邊抱怨國家貧弱，一邊天真地認為自家已經進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階，不能倒退，儘管這種已經進步了的國家和社會狀態看起來似乎一點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糾葛並沒有消解。當政的武人，有點出息的，則一方面尊重共和體制，一方面強調忠孝仁義；沒出息的，則除了搜刮民脂民膏、養小老婆、抽大煙，什麼都不想，什麼也不信。
自打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裡接過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之後，中國的制度就有了里外兩種面目，第一種面目是軍人專權的軍國，第二種面目是民主體制的共和國，也可以說，軍國其里、民國其表。北洋時期如此，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是如此。國民黨自稱黨國，其實並不確切，國民黨這個黨，在體制中的作用遠遠不及黃埔係為核心的軍，因此依然是軍國。
只是軍國其里的體制狀態，不見得對作為表的民主體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實上，控制政府的軍頭們，自家雖然是軍人，但並不喜歡「左也是東洋刀，右也是東洋刀」（袁世凱語）的狀況，由於進化論的作用，對民主代議制度也有過期待。不見得這些軍閥就都不愛國，不希望中國的事情變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讓中國走向光明，他們也樂見其成。只是，那個時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練不好民主，不單是軍閥不行，政客不行，議員不行，連媒體記者和參與選舉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凱死後，接茬當家的段祺瑞，其實在最初的一個階段中對國會相當尊重，也表現出樂意按規矩辦事的姿態來。可是，他樂意守規矩，國會方面卻不守規矩，國會專權成為那個時期最麻煩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恪守代議制的梁啟超他們的研究系（具有強烈的英美留學生的色彩）樂於跟段祺瑞合作，廢掉民元國會，重起爐灶，設計出第二屆國會（即後來所謂的安福國會）的緣故。段祺瑞發現，如果自己老實地守代議制的規矩，就什麼事都辦不成；不守規矩，引入軍人干政，施展權術手段，就一帆風順。勢逼著軍閥們不得不倒退著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後是主動倒退。在第二屆國會中，段祺瑞和徐樹錚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殘。
在段祺瑞的皖系軍閥統治時期，國會還正常運轉，覺得國會不合作也只能是換一個國會，這個國會選舉的時候固然有舞弊，但總的來說還有規矩。到了直繫上台，曹錕想當總統，就直接拿錢買票，買了票還開收據。等到直系下台，奉系當家的時候，乾脆就是軍政府，張作霖做大元帥，連形式上的代議制都沒有了。國民黨上台，實行社會控制，軍國體制貫徹得比奉系粗糙的軍政府更勝一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說過，在民主這個緯度上，民國政治是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