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好像沒有什麼事大過五四運動。過去近現代史兩分的時候，它是界碑，現在兩下合在一起了，它是里程碑，而且是最高最大的一塊里程碑。後來的事，只要稍微大一點，總會有人把源頭扯到「五四」上去，好像成也「五四」，毀也「五四」。就事實而言，「五四」以後國共兩黨的歷史，都擺不脫「五四」的影子，兩黨各自有一群「吃『五四』飯」（蔡元培語）的「五四」一代，政治行為上都有著「五四」的痕迹。
不過，當下的中國，「五四」已經開始褪色，至少已經淡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大陸，「五四」是青年節，一個很重要的現代紀念日，從前，每年學校里都過得轟轟烈烈，近年被五一長假一衝，似乎讓人想不起來了。在台灣，國民黨方面曾經把「五四」定為藝術節，現在估計早就不過了。研究「五四」的專家周策縱先生說，這種節日的定法，說明了對「五四」看法的分野。其實，雙方對於歷史認識的分野，原比定節日紀念的理由要大得多，共產黨的建黨領袖差不多都是「五四青年」；而國民黨方面，孫中山居高臨下地贊過幾句「五四」的學生，蔣介石則對「五四」一點好感也沒有，只是礙於孫總理有言在先，而且黨內吃「五四」飯者眾多，不好破口大罵而已。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幾年裡，中國社會當然會對一個很具抗議乃至具有文化顛覆意味的運動有截然兩端的態度。現在，近代中國動蕩的歷史已經翻過去了。然而，翻過去的歷史，不一定對現實就沒有影響，如果不好好加以清理的話，一筆糊塗賬的遺產也許會導致一筆糊塗賬的未來。
「五四」的研究者眾多，研究成果也眾多，海峽兩岸、大洋兩頭都碩果累累，以至於後來者想碰這個領域，光先期成果就得看上大半年，兵馬未動，太多的糧草徵集已經把人嚇退。不過，如果耐著性子把既有成果看完，就會發現，「五四」的很多事，還是不太明白。
說到「五四」，必然要說新文化運動，除了極少數的研究者外，大家都認為兩者就是一回事。不過提到新文化運動，先想到的其實是「文學改良」，或者說「白話文運動」。這個運動，當時和後來都比較一致的說法，是用活文字替代了過去的死文字，以平民文學代替了貴族文學。直到晚年，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一直對此很得意，外國人介紹胡適的豐功偉績的時候，甚至因此說他創造了一種新文字。顯然，這種文言等於死文字、白話等於活文字的等式，連給胡適做口述史的唐德剛先生也不以為然，唐德剛在給胡適先生做的口述史的注釋里，列舉了《史記》里「伙頤，涉之為王者沉沉」之類的例子，說明文言也可以相當生動。
不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白話文，其實也未必真的屬於「活」文字。真正拉車賣豆漿的普通人，別說看，聽都聽不懂當時的新文學作品。無論當時還是古代，真正比較貼近平民生活的書面語，其實是古代的白話。中國古代小說中某些直接脫胎於說書腳本的作品，比如《說唐》《說岳》系列小說，實際上很接近老百姓日常的口語，不僅遣詞用句通俗易懂，連語氣、敘事習慣都十分貼近百姓的日常大白話。事實上，「五四白話」應該屬於一種比較西化的文體，嚴格說，就是英語化的文體，最大的特點是可以大體上按照英語語法來規範，可以比較清晰地分出主謂賓定補狀，還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名詞、哪些是動詞、哪些是形容詞和副詞。不用說，這些在古漢語乃至古代白話里都是一筆糊塗賬。胡適在文學改良建議中提出的「八事」，其中的「須講究文法」一條，顯然是「五四白話」的靈魂。最有意思的是，「五四白話」為了講究文法，在發展過程中居然形成了「你、我、他」和「得、地、的」系統，讓句子里更方便準確地填裝形容詞、副詞和動詞，使漢語看起來更像英語。
《新青年》諸公固然有提倡之功，但「五四白話」能夠普及開來形成氣候，其實主要歸功於當時的北洋政府。如果沒有政府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下令在中小學推行白話文，用政府力量把課文改成白話，我們的「五四」先賢們估計還要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即便如此，「五四白話」文學的欣賞者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喜歡《狂人日記》和《嘗試集》的人大多是青年學生。
「五四白話」最大的長處，就是譯介西方，尤其是英語世界的社會科學作品比較方便。不僅文法類似，而且那些從日本轉口過來、形中實西的名詞，諸如國家、政治、自由、民主、經濟之類，已經構成了我們今天社會科學基本言說框架的名詞概念；用在古漢語里，即便是在今天，也相當彆扭，但是擱在「五四白話」里卻相當妥帖，至少讓人看起來不那麼扎眼。「講究文法」的白話文，甚至可以將很繁複的從句直譯過來，句子雖然長得離奇，但意思失真得卻不多。反過來，譯介西方的文學作品，「五四白話」好像就沒這麼大的優勢，至少在民國時期人們用「五四白話」翻譯的東西，好像沒有幾個能抵得上林譯小說中的精品。一個不懂外文的人，通過中介，信手翻成的文言，其魅力至今不失，能讓錢鍾書這樣學界公認學貫中西的掉書袋大王佩服，可見文言中的話語神韻跟西方文學作品有相通的地方。跟「五四白話」相關，實際上，西方的人文社科學科的分類體系也是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得以在中國學界確立。在此之前，至少文史哲跟經學還扯不清關係，哲學和哲學史，文學和文學史，都是一筆糊塗賬。
當時的政府乃至整個教育界如此迅速地服膺白話，內在的衝動當然也是出於引進思想和理論的需求。辛亥革命之後，制度的變革沒有導致國家的富強，實際上是整個學界的困惑。就當時而言，欲求答案，除面向西方，沒有他途可尋。即便是持文化保守主義態度者，也未必反對學習西方，反而會追求更深度的引進。因為，強大的西方、學習了西方而強大的日本，都現成地擺在那裡，是壓在國人頭上的驕人存在。儘管由於一次大戰，西方思想界已經發生嚴重的危機，這種危機意識也陸續傳遞到了中國，但像梁啟超《游歐心影錄》那樣的認識，並沒有在中國引起普遍的共識；也許，在國人看來，即便是一個「破產」的歐洲，也不是中國人所能傲視的。
毋庸置疑，中國的教育界推行「五四白話」，對於引進西方思想的啟蒙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很難設想，如果沒有教育部的這一舉措，中國的社會科學現狀會是什麼樣子。但是，凡事有利則有弊，中小學漢語的教育自採用「五四白話」以來，成績不敢恭維。這種教法實際上是讓學生學一種洋化的語文，這種語文既跟古代漢語不一樣，跟學生日常的口語也不一樣。被西式語法切割過的漢語，實際上已經不是漢語了。在大的方面，違背了漢語學習的規律，既不講究聲韻，也不講究對仗，更喪失了漢語原本的靈活性和模糊性。從「天地玄黃」改成「人口尺石」，從「鬱郁乎文哉」改成「早晨起，上學去」，從對對子變成造句子，改變的實際上是漢語的內在規律。
其次，「五四」作為政治抗議運動，其發生和發展也有許多未解之謎團。如此大的一場運動，根據當事人「三國賊」之首的曹汝霖晚年的回憶，起因無非是總統徐世昌和皖系軍閥頭子段祺瑞之間的矛盾，以及林長民和他之間的一點私人恩怨。當然，除非研究者神經錯亂，否則沒有人會認同曹汝霖的看法。不過，如果仔細想想，這種看法未必一點道理也沒有，因為畢竟他是從當時的政壇風雲旋渦中滾過來的。我們雖未否認五四運動和北洋政府內部矛盾之間的關係，卻長期忽視它。五四運動跟國民黨的關係，經台灣學者呂芳上的梳理，已經基本清楚了，但跟運動關係更直接、更重要的北洋軍閥和政府跟五四運動的關係卻長期處於研究的盲點。北洋政府內部跟日本走得近一點的人與親英美派的人之間，比如當家的皖系和直系之間，他們的矛盾跟運動的發生、發展乃至最後結束之間，存在太多關聯。比如，巴黎和會上所謂的中國的外交失敗，在形式上跟當年中日在山東問題上的換約，中國有「欣然同意」的外交辭令有關，而這個消息恰是被時任外交委員會負責人的林長民透露到國內報界的。據說，徐世昌因此還把林叫去訓了一頓，說他放了一把野火。然而，如果沒有這把野火，趙家樓那把火怎麼燒得起來？而林長民恰是一群親英美的職業政客中的一個，他們中很多人都是職業外交官，有留學英美的經歷，比如顏惠慶、顧維鈞、羅文干、施肇基等人。他們跟曹、章、陸等日本留學出身的人一直就存在著很大的政見分歧。其次，以梁士詒、葉恭綽為首的舊交通系，對於曹汝霖等人挾日本奧援侵入他們的地盤（時稱曹為新交通系），嘖有煩言，因而對日本的西原借款問題已經積怨甚深，而西原借款，實為直皖衝突乃至五四運動的一個遠因。
掌控中國政局的北洋軍閥派系之間的矛盾，對五四運動的發生髮展關係更大。在五四時期，徐世昌和段祺瑞兩人顯然是有矛盾的，但這個矛盾背後實際上折射的卻是北洋系統內直皖之間的問題。因為從北洋圈子裡滾出來的徐世昌深知槍杆子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