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辛亥
幾十年以來，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海峽的這邊到海峽的那邊，甚至從國內到國外，大家將辛亥革命的大事、大人物連同大問題都說得差不多了。嚼點別人的老生常談權作紀念，對於我來說，一來沒有資格，二來心有不甘。沒奈何，我翻出了一點舊聞，記錄一件對於革命而言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權且倒騰出來，好借題說上點什麼。
1911年夏天，地處廣東偏遠山區的紫金縣，發生了一件事。說是鄰縣的一位在廣州測量學堂讀書的學生放假路過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幾個防勇，由於他剪了辮子，而恰好此時又趕上廣州黃花崗起義發生之後，兩廣總督張鳴岐下令在全境搜捕黨人，所以防勇們抓住了這個學生，要將他當革命黨拿辦。該學生急中生智，說我是學生，你們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學堂去通知一聲。於是幾個防勇押著那個廣州測量學堂的學生來到了紫金縣唯一的一所小學堂，找到了學堂從廣州聘來的格致（即數理化）兼體育教員甘暉如（據說是位同盟會員）。甘對於這種剪了辮子的「同志」懷有天然的同情，馬上將這位倒霉鬼藏到房裡，又召集了幾個學堂的學生，讓他們去找學堂的總辦——紫金最著名的鄉紳鍾榮山。此時鐘正在一位官員家裡喝酒，僅僅聽了學生的說辭，就立即要他們回學堂將防勇捆起來，一切有他做主。當學生們摩拳擦掌地回到學堂時，四個防勇見勢不妙跑了三個，剩下一個跑得慢的隨即讓學生們給捆了起來。
紫金縣當時的巡防營的負責人是哨官陳家裕，剛好當時他也與鍾榮山在同一席間喝酒，聞訊後勃然大怒，當即質問鍾榮山為什麼縱容學生捆綁他的士兵。雙方吵了起來，一個說，我做了幾十年的官，沒見過你這樣的劣紳。一個道，我做了幾十年的紳士，沒見過你這樣的「芝麻狗虱官」有這樣的威風。一個說少了士兵要對方負責，一個說你敢縱容士兵騷擾學堂，所有的損失都要你賠償。最後知縣出面調停，說好由他負責調查處理。這期間，那個廣州測量學堂的學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學堂方面提出，學生方面被搶去白銀二百兩，金錶一隻，金戒指一枚，要求防營如數交還，缺一不可，並要求哨官陳家裕辦酒二十桌賠禮道歉。結果是由縣署出了三百兩銀子，並辦了十桌酒，事才算平息。
這件事無論怎麼看，除了那位測量學堂的學生腦袋後面沒辮子以外，與即將發生的革命根本沒什麼關係。而在1911年，上海的報紙已經在公開號召剪辮，各大都市剪掉了辮子的學生和文化人如過江之鯽，招搖過市，甚至在政府官員中也混雜了不少沒辮客，官府對剪了辮子的人基本上是無可奈何。我所感興趣的，是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實與革命也不無關聯。這些信息實際上告訴了人們，這場革命能夠推翻清王朝的更為深層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們看到，經過湘淮軍興起以來幾十年發展，特別是新政中地方自治的刺激，鄉紳已經成為輕而易舉就能左右地方政治的勢力。自新政以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求新嘗試，基本上是由他們主導的，從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興辦學堂和推動立憲，這些鄉紳雖然相當一部分人頭腦還沒有真正從中世紀拔出來，但腳卻已經很活躍地踏在了向西方學習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權力的慾望和趨時衝動，也許還要加上強國的夢想，扭結在一起，使得鄉紳主導的學習西方的過程充滿了莫名的興奮和熱情。似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大部分鄉紳對於他們所學的東西不甚了了，結果學習的過程摻和進了許多實際上與他們的價值觀根本不相容的內容。像甘暉如這樣的「叛黨」，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並不贊同革命的紳士們，請進了他們花錢辦的事業中。事實上，甚至可以說，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識分子是與地方鄉紳的勢力同步成長的，而紳士的一部分，即所謂立憲派人士，在整個新政過程中，已經成了革命黨人某種意義上的共謀。辛亥革命的成功，他們也有一部分功勞。
其次，這個事件讓人感到，無論是鄉紳還是地方官，對於朝廷的事業都漠不關心。防營士兵抓捕沒有辮子的學生，從維護清朝統治來看無疑是天經地義的，具有完全的「正當性」，但是，這個行動卻遭到了鄉紳的堅決抵制，而作為朝廷命官的知縣也不問「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顯坐在了鄉紳一邊。其實，無論鄉紳還是知縣都根本沒有同情革命的跡象，他們這麼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自己事業的關注。那個鄉紳似乎根本沒有考慮過那個學生是否真的是革命黨，以及這樣的公然「包庇」會不會給他帶來麻煩，「膽大妄為」到了連一丁點兒起碼的政治顧慮都沒有了。對他來說，學堂是他的事業，而大兵敢到學堂騷擾，先是傷了他的臉面。為了維護學堂的神聖地位，尤其是為了維護他的臉面，必須採取強硬手段回擊，而那個哨官居然敢在席間撕破臉皮吵鬧，所以非得讓大兵們賠錢賠情不可。至於知縣，他關心的自然是他這位置能不能坐穩，「為政不得罪巨室」歷來是地方官的原則，所以他只能如此這般地和稀泥，破費一點息事寧人。在這裡，上司追查革命黨的命令被擱置了，可能的謀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沒有了。而那些行為似乎有「正當性」的防營，抓捕外地學生的真實用意，是維護朝廷利益還是藉機勒索，還真是說不清楚，否則怎麼會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綁之後，如此輕易地被擺平？
相反，在這裡我們看到，清王朝的威信已經墜落到了無可挽救的谷底，出現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原來作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鄉紳，已經基本上對清政府喪失了信心，在廣大的基層，即使真的發生對朝廷的反叛行為，他們也並不在乎，他們更在乎的是他們自己別在反叛和平叛之間被殃及。這種現象，莫說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義和團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可以說，辛亥年的中國，不僅盛產「叛黨」和「叛民」，連官紳也離心離德了。正是由於這個緣故，當位於中國中心的武昌響起起義的炮聲以後，清朝統治才會出現土崩瓦解之勢。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幟」，就是麻利地棄城而逃，多數情況下連革命黨的影子還沒見到呢，幾個冒充革命黨的毛賊就足以讓他們繳械交印。
應該說，自所謂的同光中興之後，政治的重心已經開始從中央轉移到了地方，開始了所謂的督撫專權的時代。到了新政時期，政治的發散趨向進一步加劇，各地大小的紳士以及新市民，開始成為地方勢力新的代表，而正是他們對朝廷的三心二意，才導致了清王朝的迅速瓦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離心離德的時候，由滿族貴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卻一廂情願地力求將已經散在地方的權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滿族貴族自家手裡，結果是在最不該得罪人的時候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從紫金縣的這件事可以看出，在這個僻地小縣，最「牛氣」的人，就是鄉紳鍾榮山，手中握有槍把子和印把子的哨官和知縣都不得不讓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僅敢捆起「執行公務」的防勇，而且理直氣壯地倒打一耙，要求本來有理的防營賠償損失和賠禮道歉。個中的「理直氣壯」，細想起來倒也不是全為無因，因為鍾榮山維護的不僅是他個人的面子，還有新學堂的利益——這恰恰是代表著時代潮流的東西。
在今天看來，義和團失敗以後的清政府處境的確很難，不變革吧，王朝要亡；變革吧，革命黨這種洪水猛獸的東西在求新學習的過程中就溜進來了。然而，從省城到縣城的紳士們卻沒有這樣的兩難，他們只管求新趨時，新的事業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體現著他們的利益，甚至標誌著他們地位的攀升。咨議局和自治局給了他們上干朝政、下斷鄉里的權力，而他們的子弟又紛紛進了學堂或者出了洋。雖然大家都知道從新軍到新學堂，裡面凈是革命黨，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紳士卻在庇護。那些在內地活動的革命黨人，除了那些鋌而走險的，有幾個沒有受到過原本並不同革命的紳士的庇護呢？實際上隨著新政的推進，紳士已經將革命與學習西方看成一類的事，他們明知道學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卻聽任其將自家的子弟教得離經叛道。我曾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在革命真的到來之際，學堂的師生幾乎都衝到台前，鄉紳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學堂的學生是「懂革命的」，樂意將他們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學生僅僅是些不諳世事的娃娃。
儘管我們說紳士階層是歷代王朝的支柱，但每當大廈將傾之際，他們總是比別人更早地棄樹而去，將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範圍之內。晚清時節當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紳士們自以為手頭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們手中的求新事業，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對此還不甚了了，但他們相信那是已經被西方證明具有魅力的東西。
這也許就是紫金的鄉紳鍾榮山毫不猶豫地選擇庇護學生對抗防營的真實背景。
當然，紫金事件能夠告訴我們的還不止這些。在這事件中，鄉紳鍾榮山之所以採取斷然對抗的手段，不僅僅由於他的地位高、勢力大，還可能由於防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