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項繼權先生新作《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的隨感
南街村是個謎。自從這個河南腹地的小村莊出名以來，它的存在就困擾著學界和輿論界。譽者多，毀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障，故意彰顯紅色的面目，遮蔽其經濟活動的軌跡，故而使得南街村的面目更加撲朔迷離。好在這個世界不乏喜歡刨根問底之輩，項繼權先生的新作《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一書的問世，使得南街村謎團的謎底已經初露端倪。
項先生為我們解剖了三個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別位於中國的中部、東部和西部，其中最為典型，也最為惹眼的是南街村。其實，像南街村這樣發展集體經濟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乾的農村改革之後，也一直受到上面政策和宣傳導向的雙重鼓勵。然而，隨著時光的推移，全國範圍農村的集體經濟並沒有普遍地發展起來，甚至像蘇南這樣早在改革前就已經紅火起來的農村集體經濟也趨向沒落。南街村的典型難以推廣，這無疑是令某些理論家難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項繼權所指出的那樣，南街村實際上是一種能人型的政治經濟複合體，其中「能人」是決定性的關鍵因素。個中的「能人」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一是具有相當的政治經濟能力；二是具有足夠的個人魅力；三是必須具有對集體的道德責任感，而且這樣的能人機緣湊巧又能處於某個村莊集體的領導位置上，否則，這種「再集體化」的輝煌就難以出現。
當然，僅僅點出南街村現象的「能人政治」本質，顯然不足以揭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農村「再集體化」現象的全部內涵。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走出人民公社體制的中國農民，在國家日趨於和世界接軌的背景下，面對正在發育的市場，親歷迅速膨脹且又對農民深溝高壘的城市化，自身有著太多的組織化需求和對集體經濟的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話，似乎沒有理由相信農民會拒絕集體的幫助以熬過市場的風浪。從歷史上看，中國農村事實上並不存在純粹的小農私有制，「集體經濟」往往以族產、社產等名義廣泛存在，不管其經營的效益如何，對於所在的農村社區和農戶都切實有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公產的存在，是農民的自身需要所派生的，而不是誰強加給他們的。農民不僅對「集體經濟」有需要，而且對於宗族鄉社等社會組織，特別是處於這些組織頂端的「能人」也有強烈的依賴。越是在動蕩和變數不定的時代，人們對組織以及能人的依賴就越強。只要能人能給農民帶來好處，那麼他們寧願放棄自己的意願，將支配自己的權力拱手相讓。古代中國有過「塢壁」，近代中國有過「土圍子」。現今處於轉型期的中國農民，儘管可能家家都有進城打工的人，也用上了彩電冰箱，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真的現代化，農民跟他們的祖先一樣，其實更希冀依靠能人和組織度過轉型期的風險。只是，過去的鄉社組織連同農村的自組織機制，一同被長期的動員型的體制摧毀了，鄉村的革命精英又高度地政治化，缺乏領導經濟活動的領袖素質，時代和機緣都沒有給農民以再組織起來的條件和機會。所以，他們更多地只能與自己的本願相反，趨向一盤散沙式的原子化。只有在少數地方，處在原體制鄉村領導位置的是具備領導氣質和經濟能力的人，可以在合適的政治環境下（有上級的支持），利用原來的管理結構重振集體經濟，建立農村基層的政治經濟複合體，如是就出現了類似南街村和大邱庄這樣的「奇蹟」。
從某種意義上說，南街村現象不過是傳統宗社鄉黨組織的現代衍生，正如項繼權所指出的那樣，在南街村，村民委員會已經形同虛設，村民代表會和村民大會也不開了，所謂的公民參與更是談不上。南街村的權力架構，除了名稱之外，已經沒有什麼現代意味了，不僅如此，南街村也不是毛澤東時代體制的復歸。且不說其經濟因為引進外資，不再具有「原教旨」的集體經濟意義，就其大量僱傭勞動而言，就已經離「共產主義」太遠了。極而言之，南街村的兩大社會階層，上萬人的「外工」和不多的「本土村民」，以及附著於本土村民的榮譽村民，後者是所有者、管理者以及食利者，前者只是勞工，按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後者是在榨取前者的剩餘價值。所以說，實際上，南街村隨處可見的革命標語，高亢的革命歌曲，反覆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高舉的毛澤東旗幟，說白了只不過是一種文化，一種與南街村的當家人王洪彬的治理結構相匹配的文化。藉助於這種文化，對內可以增強凝聚力，強化管理，對外則打出南街村的標誌，具有強烈的宣傳和廣告作用。不論王洪彬對此有無自覺，但南街村的紅色的確在客觀上起到了這種效果。南街村經濟發展得規模越大，其治理方略「外圓內方」中的外圓部分就越是發達，甚至將桑拿房、歌廳都為「外圓」管理人員建好。同時，也使其內部在「共產主義」的道路走得越遠，或者說紅色塗抹得越重，甚至要建大食堂，不讓村民在家吃飯，申請將南街村改為「南德公社」。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紅色的文化，所以南街村整體上的秩序、凝聚力都要大大地優於向高村和方家泉村，集體經濟也更為壯大。當然，其知名度也更高。雖然，真正導致南街村集體力量的關鍵因素，是「班長」王洪彬的經濟開發和管理能力和看得見的績效，但南街村以尊崇毛澤東為標誌的革命文化還是強化了班長的個人權威，在南街村，「『聽班長的話，按班長說的去做』，幾乎成了人們的口頭禪」。這樣的情景，總是讓人按捺不住要想起過去那個熟悉的歲月。
在中國，當一群農民和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在某種機緣下以某種結構結合時，凡是能成點兒氣候的，除了合適的權力架構之外，總是會適時地出現某種文化。歷史上的許多文化要素都出現在這種集團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會道門的異端奇說，有了這種文化，集團內部對領袖的個人崇拜都無一例外地得到了加強。在河南這塊土地上，我們已經看到了太多這樣的團體。現在我們知道了，原來這種模式也可以複製到集體經濟中，為農民做點兒好事。只是我們擔心，一旦領袖不在了，或者一時發昏做出反常之舉，事情將會是怎樣。
一千多年前，陶淵明寫過《桃花源記》，記的是一個留在歷史深處的小天地，據陳寅恪先生考證，陶潛的桃花源實際上就是那時代常見的塢壁，人們為了躲避戰亂聚族據險築牆形成的一個個小聚落。那裡，沒有例外地都會有一個深負眾望的領袖。我感覺，南街村這樣的地方，真有點兒像是市場海洋中的塢壁，只是這個塢壁有的部分停滯在歷史上，有的部分卻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