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國門雖然被人打開了，西器、西俗和西學漸次東來，但中國人對於西方現代政治意義上的選舉（vote）在很長時間內都不能理解，任憑先進人士怎樣啟蒙，大家就是不開竅。在所有能識字做文章的國人眼裡，選舉是考試不是投票，得選與否一看自己的發揮，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沒有關係。所以，儘管先進人士一個勁兒地說西方選舉政治的好話，而且搞選舉的西人一個勁兒地打我們，但是國人還是在一個勁兒地操練自家的科舉，甚至當西方人打進來的時候，還幻想人家也跟我們一樣開科取士（曾經傳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干過這事）。
不過，近代以來的世界畢竟是西方的世界，體系、規則、座次都得由人家來定，然後把你拖進來按到某個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遲都得接受人家的規矩，包括名詞概念。中國人的學習能力和識時務的能力都不差，只因為國家太大，資格太老，架子放不下來，耽誤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國人畢竟聰明，當我們被西方的好學生日本人教訓了一頓之後，終於肯放下架子學習了。
上海是晚清中國新鮮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國人都跑到這裡來見識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輪馬車。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麼事兒都敢做，玩回力球，做買辦，講一口洋涇浜英語，甚至投票選舉也敢一試。
不過，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選政治領導人，而是選美女。19世紀末的上海是個繁榮「娼」盛的年代，從街頭的流鶯到書寓的校書，鶯鶯燕燕，成千累萬。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個文氣未消的時代，即使是青樓，也要講究一點兒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於是肉竹發，小報出，花酒來。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文人學士家仇國恨無處排遣，有關醇酒婦人的行動格外活躍，於是有人發起為妓女評花榜活動。
花榜模仿科舉考試，分色藝兩項。給妓女打分，分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們用不著動筆，也不需交卷。能進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紅的人，至少有人樂意捧場。這種活動相當古老，據說17世紀就有，當時怎麼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時的花榜卻採用投票選舉的形式，由報紙來主辦，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遊戲報》的花榜評選。這位《官場現形記》的作者，筆下生花，罵官罵得暢快，辦報點子也多。《遊戲報》的花榜評選，自1897年夏開始，每年評選四次，以當年的首次選舉最受關注，報紙的銷路為之大增。花榜選舉的票，當時叫「薦書」，一份薦書算一票，以票多為勝，得票相同則參照輿論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餘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參賽的妓女，無論一、二、三甲，都在報上列出。
第一次選舉，雖然是僅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狀元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過，參與者中至少有一個是外國人——美國人雅脫，他發信抗議，說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後，要求更正。顯然，如果此信屬實的話，只表明了西方人對中國美女的感覺跟中國人自己是不一樣的，按「民主原則」名次是不可更改的。雖然花榜高低一不能做官，二沒有獎品，但所得到的好處也是明顯的。發榜之時，報上在每個人的名字後面都註明了住所，而且開列了一些讚詞。據說這些讚詞都來自薦書，名次越是靠前，讚詞就越長。讚詞的話有長短，可肉麻程度卻差不多，比人則非西施即王嬙，喻物則非花即月，什麼「清若白梅」，什麼「與月爭妍」，連最後兩名也是「身材俏麗」和「琪樹瓊花」（從後來流傳下來當時的照片看，這些當年被吹成羞花閉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獃滯，以今日之眼光觀之，一點兒都不美）。發榜之後，不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們以後生意興隆，收入驟增，就連寫薦書的秀才們也因其文辭的艷麗，多了一些在報上露臉的機會，可以多收點兒潤筆。
當然，得到好處最多的是發起活動的報紙，銷路增，廣告多，評一次花榜怎麼也能吃上幾個月。事實上，隨著花榜的評選，相關的各行各業都得到了拉動。當時中國的照相業剛剛起步，正是由於花榜後來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終吊起了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妓女的服裝，由於報上的宣傳而被廣大的良家婦女所效法，因而服裝裁剪業也發達起來。報刊也因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來，由妓女而女學生而名媛閨秀日益興旺發達，迎來了中國傳媒業的第一個春天。其他被拉動的產業，估計還會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舉了。
在報紙發起評花榜之前，中國的花業或者說娼業雖然也是一種「產業」，但卻只在中世紀的層次上運行，不過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選舉的花榜，才轉變成了美女經濟。花榜評選的設計者李伯元之流對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卻無師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選舉。顯然，如果不是這種海選性的投票，花榜的評選絕不可能鬧出這麼大的聲勢，當然也就沒有後來綿延二十幾年的花榜選舉，也就沒有了美女經濟。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國人手裡，最先得濟的是我們的美女和美女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