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從不正常或者可以說很不正常的社會，過渡到正常社會的過程。一些人類社會的常識，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被承認，人們也在像這個世界其他多數地方的人那樣，踏實地過日子，可以大聲說，人是要吃飯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問是哪個階級的。可以養雞養豬而不擔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可以發家致富不被批走資本主義道路。到了蕪湖傻子瓜子年廣久事件出來之後，連僱工辦企業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國人自己承認了自己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世界終於鬆了口氣。
然而，逐漸正常的社會，依然會有些不正常的話題，窮和富就是一個。憂心貧富差距過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窮人和富人變成了道德上的兩極，窮人說不得不好，富人說不得好，茅於軾先生說了句「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孫立平先生提到，窮人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可能墮落得更快，就像捅了馬蜂窩。
一些人擔心窮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個古老的幽靈在徘徊，那就是「均貧富」。提到「均貧富」，無論擔心還是歡呼的，都覺得這就是中國的傳統，無論如何都具有正當性的，因為這是窮人立場上的話。
不錯，中國歷史上的確有過周期性的「均貧富」的歷史，但那多是歷史的非常態，歷史更多呈現的是它的常態，大家安穩和比較安穩地過日子，發家致富。孔夫子所謂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說法，其實只適用在貴族之間政策調試，不能拿來推而廣之。在這個階段，大家大體上都能和平相處，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經富的大戶，基本上都能過上踏實的日子，「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大家辛苦一場，就是為了發家致富。在世界各個民族中，大概沒有哪個民族有中國人這樣強烈的求富意識。即使在所謂的非常態社會，也是因為政治出了大問題，相當一部分人無法維持生活，大部分人無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亂。而在混亂中，「均貧富」成為某些勢力動員群眾的口號，從而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其實，凡是打著「均貧富」旗幟的農民起事者，財富最後都均到首領那裡去了，最貧弱的百姓只有化為白骨、填溝的資格。所以，「均貧富」只是窮人中的少數強人的話。
真正的值得警惕的傳統，實際上是國家政權的「軍國主義」政策對所有人、當然尤其是富人的剝奪，這就是所謂的法家傳統。這個傳統的盛世，如秦漢，國家可以隨意把成千上萬的富戶連根拔起，遷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借口國家需要無償徵調富人的財產，把商人打入另冊，只要等到他們養肥了，就讓他們為國家無償奉獻。好在對於多數的王朝，這種軍國主義政策還比較收斂，商人的地位也在逐步地上升，因此維持了我們這個民族在古代社會最為強大的生產力，創造出如此燦爛的文化和巨大的財富，讓後人直到現在都有東西可挖，走私出去換美金。
不錯，眼下中國的貧富差距是很大，但是最富的人其實是憑藉國家權力為自己謀私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外面稱我們為「權貴資本主義」的緣由。而很多人眼中十惡不赦的民營企業家，即使跟某些什麼產業也不沾的貪官比起來，財富的總量也是小巫見大巫。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現象，是我們法家傳統在新的條件下的變種。
不錯，我們的民營企業家，在道德上的確沒有他們的老一輩那麼光彩，權錢勾結的事兒也沒少干，在掙第一桶金的時候，更是很難乾淨。但是他們的行為，畢竟有著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印記，我們如何去譴責某些公民的不當行為？舉一個例子，「投機倒把」罪不是前幾年才撤銷的嗎？按這個罪名，現在該有多少人違法？即便是權錢交易，在有權的一方設租尋租的前提下，單方面譴責企業家也是不公平的，畢竟權和錢之間，有大惡和小惡之分，放過大惡，把板子都打在小惡頭上，事實上是更大的扭曲。警惕和限制這種剝奪，才是我們每個有話語權的人所應該格外重視的問題。
正常的社會是按常識行事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發財致富是正常的、不應該受到譴責的平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