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下屬刊物《法人》雜誌的記者，寫了一篇報道，惹了西豐縣的縣委書記，於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派出一隊警察，直奔法制日報社，前來拿人。人雖然沒有拿到，但縣太爺的威風，可是抖到了極點。其他的縣太爺再威風，也不過在自家境內搞點簡訊「文字獄」，抓的都是轄境內的子民，可人家西豐縣的縣尊，大白天就敢派警察荷槍實彈，直闖中央大報的報社，指名道姓抓記者。還好，批准發表文章的總編，沒有在抓捕之列，縣尊大人總算還給《法制日報》留了點面子。
無可否認，這件頗有聲勢的警察行動，讓很多人莫名尷尬。因為這種事，無論是按法律還是按行政的慣例，都顯得過於創意了。有才的西豐縣太爺，以自己的果敢和鐵腕，把難題扔給了上級領導。
顯然，此風不可長，如果每個縣太爺都這麼有才的話，看誰不順眼就派人來抓，今天抓法制日報社的人，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抓人民日報社的人，後天，中央電視台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動一動呢？縣與縣自然也可以互相抓，如果一個要抓一個要保，那麼，雙方都有傢伙，是不是會打起來。如此這般，中國的縣就不叫縣了，改稱王國好了；縣委書記不叫縣委書記，改稱「百里侯」（這是古代對縣太爺的俗稱之一）。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釋這種行為，因為分封制下的諸侯，也不敢隨便進京拿人，尋來覓去，好像只有唐朝後期藩鎮割據時候的軍閥有過類似的豪舉。
西豐縣的行動，太膽大，太有轟動效應，而且涉及眾多記者的自身權利，幾乎是頃刻之間，就成了轟動世界的大新聞。因此，向以救火堵窟窿為己任的有關部門，首先想到的不是制止西豐縣的膽大妄為，而是考慮遏制網上的轟動。所以，人們最先看到的事件後續延伸，不是西豐縣那邊有所悔改，而是有確切消息的相關禁令。正因為如此，受到侵害、很丟面子的《法制日報》不聲不響，本以維護記者利益為使命的記協，也只有幾句不痛不癢、不著邊際的話，滑得讓人摸不著，也抓不住。
然而，這樣一場事關媒體人命運的事件，不明不白的禁令是掩不住所有的聲音，於是事件在發酵。有關部門明白了，不釜底抽薪，火只能越壓越旺。這下，輪到西豐縣採取補救措施，於是一隊氣勢洶洶的警察換成了一隊溫文爾雅的縣委工作人員，再次來到法制日報社。這回人家是來道歉的，據說，西豐縣公安局的拘傳令也撤銷了。
顯然，西豐縣的大膽創意，跟我們現行體制下，縣委書記權力過大有關，一個又一個的簡訊「文字獄」，無非是說明在縣這個一畝三分地上，縣尊大人有意無意都把自己當成了「皇帝」。事實上的權力，也近乎於皇權，在他平時的工作範圍內，沒有任何人敢說一句稍微不同的話，馬屁奉承，成筐成桶地來，尊奉之下，任你是誰，都難免自尊膨脹。膨脹後的尊嚴有一個特點，就是絕對不能被侵犯，一觸即跳。我們知道，西豐縣其實也是先興簡訊「文字獄」，然後再發展成報刊「文字獄」，連記者一併拿下。這種發展，都是縣境帝王意識的合理延伸，一點兒都不奇怪。
中國最牛的縣太爺的大膽創意，從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一件好事。這個事件，從一個奇妙的角度，為中國新聞立法的緊迫性，敲了警鐘。它告訴人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一個正在走向國際化，跟世界接軌的國家，如果再沒有一個規範記者，也規範政府行為的新聞法，會出現什麼樣可氣、可悲又可笑的事情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