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黃萬里先生，我知道的，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兩樣。要紀念他，也許說不出什麼更多的話來。但是，還是想說點什麼，說點跟自己的身份，一個學院知識分子有關的話題。
說起來，黃萬里先生跟現在中國的多數的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拿著政府的工資，做著技術性的事務。雖然，他比我們現在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專業上都優秀，但在身份上，並無本質的區別。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現黃萬里先生當年討論修建三門峽水庫那樣的政治環境，還會有人站出來提出異議嗎？我敢肯定不會，就是有人明白這個水壩不能修，也絕不會有人公開反對，連私下表達異議都沒有可能。君不見，當今之時，已經沒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更沒有被打成右派的機會，一個個的專家論證會，儘管論證的玩意兒很可能荒唐透頂，有誰會說半個不字呢？沒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領導的面上，更看在高額的評審費的面上，評審組織者要什麼，領導要什麼，專家就說什麼。
黃萬里先生是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這一點沒有人懷疑。他的骨氣，事實上來源於兩個東西，一是作為科學家的職業道德，二是他的責任心。而後者，尤為重要。作為前者，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可以沒有政治立場，必然會尊重科學常識，尊重試驗數據，不能違背自己的學識，不尊重事實而說違心的話，尤其不能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說出這樣的話。也就是說，如果科學家的研究告訴他這個東西是白的，那麼無論在多大壓力下，他若把它說成黑的，對他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當年看出三門峽水庫的問題的水利科學家不止黃萬里一個，而違心同意蘇聯專家意見的人，包括後來論證畝產萬斤成立的人，內心一定有某種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來說「不」的人，卻只有黃萬里一個。
我們可以說，黃萬里先生作為教育家黃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別好，他的留學經歷告訴我們，他的科學素養特別棒，因此他的職業道德感比別的人更加強。但我們也可以說，作為一個刻意報國的科學家，他對於民族和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百姓，有著更大的責任感。在當時政治正確的高壓下，恪守職業道德，可以選擇沉默，也可以選擇發表意見後再沉默，但是，他選擇的卻是抗爭，固執地堅持己見。由此而賈禍，在別人看來，的確是太傻了。
從來有責任心、有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的責任心的人，都是傻子。捨身求法者，為民請命者，都是傻子。一部歷史，如果都是見風使舵之輩，都是功名利祿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野心家，那麼，歷史將變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無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軟，手腕都非常的高明，斗得非常精彩，依舊是乏味和無聊。有了傻子，歷史才像畫龍點上了睛，生龍活虎。儘管歷史上的傻子，個個都命運悲慘，但一個民族的歷史，卻因此而值得稱道。
嚴格說來，沒有人能做到完全的無私，但是，如果有了為百姓，為民族，為國家的責任心，就可以做到無私，把個人的成敗利鈍放在一邊。從這個意義上說，黃萬里先生是一個無私的人。之所以無私，就是因為他的責任心特別重。當然，反過來，跟黃萬里同輩的科學家們，不見得沒有職業道德，也不見得沒有責任心，但是，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黃萬里一樣呢？對此，我們更應該問的是，為何科學家沒有一個充分表達意見的場合？為何在科學問題上，還要服從政治目的，讓政治壓倒科學，讓政治家的意志壓倒科學家的專業判斷？進而把科學上的不同意見變成政治異議，把發表科學異議科學家打成右派。顯然，這一點，即使在今天，也是應該好好反思的。
顯然，雖然國家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改正了右派，但卻沒有很好地反思這個過於嚴峻的問題。到今天，政治高壓也許不那麼嚴酷了，但來自行政和商業利益上的干擾，依然影響著科學的判斷。瞎指揮，依舊盛行，所謂的「交學費」現象，依然日復一日地在中國的土地上重複了再重複。像三門峽水庫這樣的「學費工程」，還是一個接一個地聳立起來。更加嚴峻的問題是，科學家們，既沒有了職業道德，也沒有了責任心。一個個垮掉的工程背後，都有專家的設計論證，但垮掉之後，只消同樣一批人再論證一次，證明跟設計無關，跟驗收無關，就萬事大吉。很少見過有科學技術人員，為了垮掉的工程承擔責任的。既然沒有了責任，人人都樂得拿錢論證，拿錢消災。
不能說現在的科學技術人員，現在的知識分子沒有專業知識，缺少專業技能。但是，他們更缺少的，是一種作為這樣一種身份的人的靈魂，一種不可缺少的職業道德和責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