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清朝尊崇理學，以朱熹為宗。這一點跟制度一樣，也是清承明制，不過，從白山黑水那地方下來的滿人，學什麼都很較真。明人尊崇理學，除了朱元璋這代還馬馬虎虎當回事兒，後來的皇帝，根本就不在意。理學僅僅成了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考罷便成為束之高閣的高頭講章。在現實生活中，從皇帝到官員，大抵一體放縱。皇帝後宮，動輒萬人，最荒唐者如武宗，還在宮外設置豹房，私自外出獵艷。上行下效，官員們自然加倍演繹聲色生涯，狎妓縱酒，放浪形骸，無所不為。理學也因此進化為心學，最後則成了隨心所欲之學，《金瓶梅》和《肉蒲團》這樣的貨色，剛好可以成為心學的另類經典。天理從人心深處被開掘出來，跟人慾攪得難分彼此。
可是，清朝不是這樣。首先皇帝後宮的人數大為減少；另外，行房時還要有許多規矩。在故宮那種幽暗仄窄的地方，稍微膽子野一點兒的皇帝，都不樂意在宮裡居住。而堅守工作崗位的皇帝則後嗣不昌，到了宮外的園子被洋鬼子燒掉，沒處可去放肆，連著幾個皇帝，乾脆一個後代也生不出來了。
皇帝帶頭自我約束，雖說有限度，比起老百姓，還是色福齊天，但跟前朝比，已經算存天理滅人慾了。當然官員們也跟著倒霉，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條禁令，就是不許官員嫖妓。歷朝歷代，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設置專門機構——教坊司管理，一方面為朝廷創收，一方面優待官員——官員嫖妓優先。然而，清朝皇帝把朱熹老兒的話當真，不僅取消教坊，而且不許官員嫖妓，反差未免過大。可過大是過大，沒有人敢表示不滿。一來人家原本就是征服者，手裡的傢伙不吃素；二來理論堂堂正正，合乎經典，想駁，嘴都張不開，所以大家只好忍著、順從，暗地裡罵理學為偽道學出氣。更有那熱衷拍馬屁的假道學，居然順著皇帝來，變本加厲，連唱戲的女旦也給禁了，讓各級領導幹部的性生活淡出鳥來（索然無味之意，來自《水滸傳》里各好漢所用的當時朝代所用的常用語），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已經有研究證明，在那個時代，官宦家的妻妾，在性技巧方面，很是不行），各自帶頭，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作了不少貢獻。
在這種理學風尚瀰漫的時候，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娛樂生活尤其如此。那時代的北京，儘管算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大都市，但是娼業卻很不發達，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頻發牢騷。那年月娼業發達的地方，都是今天看起來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大同，比如陝州（今三門峽市），而且都在商道上為商家服務的。因此傳說中清朝中期的名妓，說來說去，只是三寸金蓮比較標準，其他的如彈唱風情，一概闕如。北京的京官們，萬般無奈，百無聊賴，居然獨闢蹊徑，琢磨出另外一條道來——逛相公堂子，也就是說跟唱戲的男藝人，尤其是男旦交往。說到這兒，我們的性學家肯定很興奮，說這是男同性戀。其實不對，那些跟男藝人膩乎的京官們，絕大多數性取向跟我們常人一樣，那些相貌佼好的男旦，不過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用魯迅的話來說，他們看到的是扮女人。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西學東漸，傳統的意識形態被動搖，理學的禁令，再也禁不住官員的力比多（libido）衝動，於是漸漸地京師娼業開始復興，蘇州的清吟小班，迤邐北上，八大胡同繁榮「娼」盛。官員們「談助無非中發白，閑來只是逛衚衕」，吃花酒蔚成風氣，在衚衕里流連忘返。連狀元娘子賽金花，原本在上海重操舊業，但也很快被吸引到北京石頭衚衕。到了八國聯軍打來，官員四散逃命的時候，被逼無奈跟鬼子鬼混一通。後來居然被回城的官員捧為用身體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到了民國，則升為九天護國娘娘。
進入民國，大家咸與共和，對西方制度的追求，以迅猛的速度落實在性生活上，於是官員們重要的公務都挪到八大胡同來辦了。當時北京人傳說，喜歡逛衚衕的，有兩院一堂，兩院是國會的眾議院和參議院，一堂是指京師大學堂，即今天北京大學的前身。這裡多少有點調侃的意思，其實逛衚衕最多、最有實力的逛的，還是官員，尤其是各部的高級官員，還有帶兵的丘八（舊社會對兵痞的貶稱）。馮玉祥在後來的回憶中說，他去找政府總長（部長）辦事，也被拉到衚衕里，一進門兩個妓女撲上來，一個大腿上坐一個，一上來就揪鬍子，打嘴巴（當然很輕）。
當然，在轉型中的中國，這種事，一點兒都不奇怪，不管真實的西方是怎樣的，但是只要一學西方，對於某部分人來講，首先落到實處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縱。現在，中國又處在新的轉型中，禁令鬆弛，犯禁者眾多，犯禁的官員，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身上。不過，時代畢竟進步了，這些人比起前輩來，後輩進步的地方是學會了雙管齊下，一邊泡小姐，一邊包二奶，家花野花一齊開放。不過，凡是這種貌似的西風東漸，官員還是別帶頭的好，這種帶頭，對於國家和百姓，乃至自家的身體，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