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會館演繹的官商故事

官商之間的事兒,從來都是大事。自秦漢以來,封建制基本上見了鬼,皇帝要靠官僚來治理整合國家。從此以後,中國社會的兩大最有勢力的群體,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補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農半商和半官半商。他們之間的事,小得了嗎?不過,在一般人看來,官商之間,沒有什麼好事。提到「官商」後面跟著就是「勾結」,勾結之後,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損害國家利益。

官商勾結,是官主動還是商主動?誰是主犯,誰是從犯,這個問題,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實際情況如何,大家都認定商家一方,是罪惡之源。就像亡國都怪那些傾城傾國的美女一樣,板子不由分說,都打在老闆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幾天剛看的一個黃紀蘇寫的話劇,《我們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時候,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打商之時,亂棍齊下,既狠又黑。在這些人看來,世道壞,就壞在商人黑心趨利,把官老爺連帶老百姓都帶壞了。

儘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惡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關係上,的確商顯得要主動一些。問題是,商人為什麼非要巴結官?道理很簡單:在官與商之間,官是絕對的強勢,不僅握有公共資源(可以通過商來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禍人的權柄,一個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稱「滅門縣令」。縱使富埒王侯,一個有權的小吏,也可能讓你陰溝翻船,身死財空。反過來,商人,則處於絕對的弱勢,不僅權勢上無法與官抗衡,連自家的身份也帶有道德上的污漬。在有「市藉」的時代自不必說,身份上就是准賤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後(明清),士農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於分享公共資源的動機多些,還是出於自保的動機多些?這還真是個問題。

不管哪個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買賣,就得跟官府和官員打交道。趕集買菜也就罷了,只要有個固定攤位,哪怕賣包子,也得對衙役老爺陪個笑臉,忍受人家時不時白吃幾個包子。大一點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徑當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來,卻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對商人的道德岐視,無形中增大了商人與官員溝通的難度。官員接受商人的吃請,包括同赴妓館青樓,都可能受到都老爺(明清之際的監察官)的彈劾。上門送紅包,更是風險巨大。因為官衙就是官老爺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門裡),難保不讓人看見,即使讓自己的屬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這些書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帶來的,都憋著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於操控,為自家舞弊提供機會。因此,『在那個時代,商人勾搭官員,雙方必須是熟人,至少得經過熟人的介紹,這樣做起來才保險。

一個新入道的商人,怎樣結交官員呢?一則可以經過已經結交了官員的前輩商人做中介;一則可以通過資助家鄉的儒生,看哪個有出息,是績優股,先投資押寶;一則可以培養自己家的子弟讀書,然後一步步考上去,為官為宦。除了這些一個比一個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際,官商之間,還存在著一種非常有效而且特別為官員(尤其是京官)所喜歡的交往渠道,這就是會館。

那時的北京南城,是會館的天下。大一點有以省為單位的,比如湖廣會館、山陝會館、安徽會館、江西會館等等,江西會館據說在民國還第一個備有發電機,建有西式洋樓。小一點的則以縣或府為單位,如紹興會館、南海會館、新會會館等,感覺上都是地緣的圈子。

建會館的都是商人,會館的運作,也是商人支持。不過,會館卻跟商業關係不大。建會館,目的是為本地進京趕考的舉子提供吃住的——記住,是免費的吃住。北京的會館,最早出現於明朝中葉。因為是為了給趕考的舉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試館」。由於發現這種會館(試館)對於聯絡京官和培養舉子(候補官員和正選官員)跟商界的感情特別有效,於是會館越辦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業稍有規模的府縣,都在北京設有會館。會館的建設,有各地在京的官員參與,但資金基本上來自商家(因為明清兩代,官員俸祿很低,京官撈錢的機會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財力,即便有,由於京城目標明顯,也沒有人敢公然露富)。

許多出身科舉的名人,都有過在會館居住的歷史,比如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乾隆年間的名臣陝西人王傑,就是住在長安會館期間中的狀元,這個狀元,破了西北地區幾百年的天荒。

直接幫助進京趕考的舉子,比起從童生開始培養來,無疑是一項短線而且見效快的投資。因為所資助的對象,基本上處在科舉台階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對較高(最差的也是參加順天鄉試的生員),即使考不上進士,也有可能從舉人大挑和五貢出身。做了官之後,如果顧念資助之恩和鄉誼之情,那麼就有可能對商家有所回報。更何況,很多考中進士又做了京官的同鄉,如果家底不太厚,考慮到京城消費的壓力,往往就住在會館裡,為商家聯絡官員,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會館是商家聯絡官府的由頭,商家當然不會把注意力僅僅投放在資助同鄉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樣的會館,都設有戲樓。不僅省級會館像湖廣會館、江西會館的戲樓特別有名,連一些府縣會館,如洪洞會館,平介會館,也設有戲樓。不僅演各地的地方戲,而且大演崑曲。清朝中期以後,新興的京戲開始佔據各個會館的戲樓,成為名角和看戲的商家跟官宦出沒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隨之進京,有吃有看有聽的,到了看戲的時候,原來的地緣規矩就不存在了,溝通無極限。

在沒有廣播影視等現代傳播和娛樂形式出現之前,戲曲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消閑娛樂唯一渠道(前提當然是戲劇已經出現),官員當然也不例外,許多人不僅喜聞樂見,而且還是「顧曲周郎」,比如湯顯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員嫖娼之後,官員對於青樓妓館的興緻,全都轉移到了戲園子上,加劇了官員對於戲劇演員狎玩的分量。一時間,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風。這樣一來,某些設施比較好,在看戲的同時可以擺宴招待客人的會館,就成為商人聯絡官員的最佳場所。通過演員這個中介,官商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貴胄、達官貴人,同為膩友,彼此兄弟相稱,乳名互喚。商人可以藉機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訂貨,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機會,甚至直接變成官商,獲取壟斷性商機。明朝到清朝中葉的鹽商(徽商),晚清的晉商的票號業,都是會館的傑作。而徐潤、鄭觀應,乃至胡雪岩、盛宣懷這樣的富埒天子的官商、商官的產生,也跟會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胡雪岩是紅頂商人,盛宣懷則是商人紅頂,因為他最後變成了朝廷實任的郵傳部尚書)。

官商勾結到了這般田地,以至於李鴻章和一些淮軍將領在1872年興建安徽會館之後(估計資金也是商人報效的),一反會館常規,特意規定,會館除淮軍將領之外,其他人員不得入內。這到底是欲蓋彌彰還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說不清了。反過來,可以說明當時會館官商勾結風氣之盛。

當然,商人所要聯繫的,並不限於官府,一切有權的人,或者跟權力中心沾邊的人,都是他們聯絡的對象。比如宦官,六部的書吏,軍機大臣家的長隨等等。甚至,八國聯軍打進來以後,各國佔領軍成為北京城實際的統治者,這種情況下,商人為了生存,同樣要跟他們拉關係,聯絡感情。八國聯軍總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在日記里曾經記錄過商人請看戲的情景,地點在湖廣會館,熱情的商人將瓦德西迎到雅座,為看戲的洋人準備了紅酒、咖啡和西式點心(不像中國人之預備瓜子和茶水),特地邀來名角。知道洋人喜歡翻跟鬥打把式,所以把武戲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聽鑼鼓聲響,頭就大了,半途退場,生生辜負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舉廢除以後,會館逐漸式微。進入民國之後,北京雖然一度還是首都,但由於中國政治呈現多元狀態,地位開始下降。一部分會館成為一些窮京官和來京讀書的外地大學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聯絡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則逐漸被管理者霸佔,成為他們的私產。會館這種官商聯繫的平台,逐漸沒入歷史。

會館這種官商聯絡平台的存在,是明清之際的商人挖空心思創造的一種隱形制度形式。這種制度形式格外清晰地表明,在傳統的中國,官商兩個群體之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商人群體,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員個人,才可能求生存和發展。靠自身的經濟力量壯大,行會的組織力量,最終通過市民運動的方式,染指政治權力的途徑,在中國似乎根本沒有市場。商人甚至不樂於做這個方面的嘗試,他們更熱衷於通過軟性的賄賂方式,實現跟官府以及官員個人的結合,從而獲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壟斷權力。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不惜迂迴曲折,通過地緣關係,藉助資助舉子的名義,轉彎抹角地跟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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