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這本書是在特殊情況下寫就的，我欠下了很多人情債，我很樂意把這些債務記錄下來。我以前的學生扎拉·伯德特（Zara Burdett）和凱西·塞爾溫（Casey Selwyn）孜孜不倦地擔任著研究助手和謄寫員，幾個月來一直忠實地記錄著我的思路、筆記和資料。克萊門斯·伯羅克（Clémence Boulouque）幫助我搜集和融匯媒體中的新材料，毫不厭倦地回答我的詢問和要求。她也是一名出色的編輯。
但我欠債最多的是尤金·拉辛（Eugene Rusyn）。他在不到八個星期里錄入了全書手稿，每天幾個小時地逐字記錄下我快速的、時常無法辨別的口述，有時候夜以繼日地工作。他負責找到了很多偏澀的引文的出處，但最重要的是，他和我在編輯文稿上密切合作，比如說風格和前後一致方面。事實很簡單，沒有他，我就不可能寫成這本書；因為他的貢獻，這本書才更好。
我也感激雷馬克研究所的朋友和工作人員：凱瑟琳·弗萊明教授（Catherine Fleming）、詹妮弗·任（Jennifer Ren）和瑪雅·傑克斯（Maya Jex）毫無怨言地適應了因為我健康惡化而帶來的變動。沒有他們的合作，我不可能有時間和資源來專註於這本書。感謝我在紐約大學行政部門的同事們——首先是校長（前院長）理查德·福利（Richard Foley）和行政院長喬·朱利安諾（Joe Juliano）——我得到了任何人能夠希望得到的所有支持和鼓勵。
我再一次對羅伯特·西爾弗斯（Robert Silvers）充滿感激。就是他建議我將2009年秋天在紐約大學就社會民主主義所作的講演首先轉錄出來（感謝《紐約評論》的工作人員），並在他們的版面上發表出來：這樣又引出了一些事先不曾預料的將它擴充成一本小書的種種要求。懷利代理處的薩拉·查爾方特（Sarah Chalfant）和斯科特·莫耶斯（Soyers）大力支持這個提議，紐約和倫敦的企鵝出版社也好心地歡迎這個項目。我希望他們對結果感到滿意。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也從陌生人的好意中獲益匪淺，這些陌生人在幾十年間，就這些論題對我的寫作提出了建議和批評。我不能一一當面感謝每一個人，但我希望，儘管這本書缺點在所難免，而著作本身還是能夠成為一種感激的象徵。
但我最感謝的是我的家人。過去一年來我給他們增加的負擔，在我看來是無法承受的，但是，他們那樣舉重若輕，使我能夠拋開顧慮，在過去這幾個月里基本上完全致力于思考和寫作。唯我主義是職業作家特有的缺點。但是，在我這裡，我更意識到了這個自我放縱：我的妻子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一邊照顧我，一邊在完成她關於古典芭蕾史的書稿。我的寫作從她的愛和慷慨中獲益匪淺，現在如此，過去許多年中也是如此。她自己的書在今年晚些時候將出版，這歸功於她非凡的品性。
我的孩子丹尼爾和尼古拉斯過著青少年的繁忙生活，但是，他們騰出時間和我討論本書篇章中的很多主題。確實，正是我們在餐桌上的對話，使我第一次完全了解到今天的年輕人多麼關注我們留給他們的世界——而我們又沒有給他們提供足夠的辦法來改進這個世界。這本書是獻給他們的。
2010年2月
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