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這裡有很多我不懂的東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不喜歡，但是我立即認識到它是一種值得為之奮鬥的局勢。
2009年10月，我在紐約講了一次課，討論這本書里提出的一些主題。第一個問題是一個12歲的小學生提的，我覺得值得在這裡記錄一下，因為它涉及我想總結的一個問題。提問者直奔主題：「你好，你每天就這些問題參與對話甚至是爭論，然後有人提到了社會主義這個詞，就好像一塊磚頭落到了這個對話上，再也沒法恢複原型了。你建議用什麼樣的辦法來恢複這個對話呢？」
正如我在回應中提到的，瑞典的「磚頭」落下來的方式有些不同。即使是今天，提到社會主義，在歐洲的討論中並不比在拉美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引起更令人尷尬的沉默。這是一種獨特的美國式反應——而提問人，一個美國孩子，提出了一個很有道理的論點。改變美國公共政策辯論的方向，其中一個挑戰就是克服對任何有「社會主義」之嫌，或者有可能被這把刷子抹黑的一切事物的根深蒂固的懷疑。
迎接這個挑戰有兩個途徑。一是乾脆把「社會主義」擱置一邊。我們可以承認這個詞和思想都因為它們和20世紀獨裁的關聯而被污染了，然後把它排除在我們的討論之外。這就是簡單化的好處，但它會讓人指責為虛偽。如果一種思想或政策聽起來像社會主義，行動起來也像社會主義，那麼，我們難道不應當一五一十地承認真相就是如此嗎？難道我們不能希望將這個詞從歷史的垃圾箱里找回來嗎？
我不這麼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帶有20世紀歷史的19世紀思想。這並不是什麼不可逾越的障礙，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自由主義。但是，歷史的包袱是貨真價實的——蘇聯及其大部分從屬國都自稱「社會主義」，多少詭辯術（「那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都不能避開這個事實。同樣的原因，馬克思主義也被它的遺產無可挽回地玷污了，不管我們從閱讀馬克思著作里還能夠得到多少益處。在每個激進的方案前加上「社會主義」的形容詞，純粹就是招引毫無結果的爭論。
但是，「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存在重要區別。社會主義是有關變革性的變化：用一個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生產和所有制系統基礎上的繼任政權取代資本主義。相反，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個妥協：它意味著接受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主義作為框架，在這個框架以內，迄今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現在將會得到關注。
這些差異至關重要。社會主義在很多國家失敗，但社會民主主義不僅在很多國家上台，而且還得到了超出其創始人最大膽的夢想之上的成功。曾經在19世紀中葉還顯得理想主義的、50年後還被當作激進的挑戰的，如今在許多自由國家已經成了日常政治。
因此，當「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出現在西歐、加拿大或紐西蘭的對話中時，磚頭不會落下來。相反，對話會轉向十分實際和技術性的方向：我們還能負擔得起全民退休計畫、失業補償金、受挾持的藝術產業、低廉的高等教育等等嗎，還是這些福利和服務昂貴得難以維持？如果是這樣，怎麼把它們變得能夠負擔得起？它們中哪一項——如果有的話——是必不可缺的？
那些更有意識形態動機的人提出的更寬泛的問題是，目前這種形式的社會福利國家是不是應當繼續下去，還是它們已經超過了有用期。一個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保護和保障的體制，比一個由市場操縱、國家的作用被限制在最小的社會更「有用」嗎？
回答取決於我們認為什麼是「有用」：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我們願意承受或者尋求什麼樣的體制來建立這樣一個社會？我希望這本書已經揭示出，我們需要重新提出「有用」的問題。如果我們把自己局限在經濟效益和生產力的問題上，忽視倫理思考和所有涉及更為廣泛的社會目標的問題，我們就根本沒有希望深入其中。
社會民主主義有前途嗎？20世紀最後10年，人們普遍認為，上一代人的社會民主主義共識開始瓦解的原因，是它不能提出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願景，更不能建立實際機構。如果世界正在變小，國家對國際經濟的日常運轉也變得更邊緣化，那麼，社會民主主義希望提供什麼？
這個問題在1981年變得尖銳起來：法國最近一位社會主義總統當選，當選的承諾是他會忽視歐洲級別的規章和協議，為他的國家創立一個自治的（社會主義）未來。兩年之內，弗朗西斯·密特朗就像英國工黨幾年後那樣，逆轉了方向，接受了現在看來是無法避免的事實：不可能有和國際協議不一致的（有關稅收、再分配和公共所有權的）特定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政策。
即使是在社會民主主義機構在文化上更根深蒂固的斯堪的納維亞，歐盟成員身份——或者僅僅是加入世貿組織或其他國際機構——似乎也會限制本地提出的立法。簡而言之，社會民主主義早期理論家們熱情地將國際化勾畫為資本主義的未來，也是同樣一種國際化，註定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
從這個角度看，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一樣，是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副產品：一種回應發達國家工業化的社會挑戰的政治思想。不僅在美國沒有「社會主義」，而且，社會民主主義作為激進目標和自由主義傳統之間的行之有效的妥協，在任何別的大陸都沒有得到廣泛支持。非西方世界裡，對革命的社會主義倒是不乏熱情的追逐者，但是，獨特的歐洲式的妥協卻沒有順利出口。
除了局限於一個有特權的大陸以外，社會民主主義似乎也是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我們怎麼能假設這些環境會重複出現呢？如果它們不重複出現，那麼，未來一代為什麼一定要追隨他們的祖輩而接受前幾十年那種預防性的和審慎的妥協呢？
但是，當環境變化時，理論也應當隨之變化。我們不久就又會聽到自由市場教條的空談家們的言論了。所謂的G20國家集團很受那些他們在審議中排斥在外的次要國家的憤恨，它想成為未來的決策中心的願望也帶有很大的風險；但是，這個集團的出現，無疑證實國家回到了舞台中心。關於國家已經死亡的報告顯然是極度誇大了。
如果我們還要有國家，如果國家還要在人們的生活中起到一些作用，那麼，社會民主主義的遺產就仍然有意義。過去能夠教給我們一些東西。埃德蒙·伯克在怒氣沖沖地批判法國革命的時候，警告過以未來的名義拋棄過去的幼稚傾向。他寫道，社會「……不僅是活著的人之間的合作關係，而且是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以及將要出生的人之間的合作關係」。
人們一般將這個觀察看作保守主義。但是，伯克是對的。所有的政治理論，必須從一開始就不僅要理解我們與更好的未來的關係，而且也要理解我們與過去的成就的關係，包括我們自己的成就和前人的成就。左派對這個要求忽視了太長時間：我們太拘泥於19世紀的浪漫主義者，急於把舊世界拋在腦後，對現存的一切都進行激進的批判。這種批判可能是重大變革的必要條件，但它也可能使我們誤入危險的歧途。
因為，在現實中，我們只能在現有的基礎上進行建構。如那同一批浪漫主義者所知，我們植根於歷史。但是，19世紀時，「歷史」很舒服地端坐在急於變革的那一代人肩上。過去的機構是一種障礙。今天，我們有很好的理由有不同的想法。我們欠我們的後代一個比我們所繼承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但是，我們也對我們那些先人有所虧欠。
然而，社會民主主義不僅僅是為了防止更壞的選擇而保留有價值的機構。它也不需要如此。我們世界的很多問題可以最好地用古典政治思想的語言來抓住：我們本能地熟知不公正、不公平、不平等和不道德——我們只是忘記了如何談論這些問題。社會民主主義曾經闡明過這些問題，直到它也迷失了路徑。
在德國，批評者們指責社會民主黨為了追求自私和偏狹的目的而拋棄了理想。整個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都無法說出他們代表什麼。保護和捍衛地方或局部利益是不夠的。這樣的算計，將德國的（或荷蘭的或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看作是為德國人（或荷蘭人或瑞士人）的誘惑，一直是存在的：今天它好像是勝利了。
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對巴爾幹——一個他們情願一無所知的遙遠地區——的暴行保持沉默，那些暴行的受害者並沒有忘記這一點。社會民主主義者需要再次學會如何跨過國界進行思考：一個志在平等或社會公正的激進政治運動，卻對更廣泛的倫理挑戰和人道理想充耳不聞，這是非常不符合邏輯的。
喬治·奧威爾曾經觀察過，「將普通人吸引到社會主義、使他們願意為之獻身的『社會主義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 致敬》，紐約：Mariner Books，1980年，1938年初版，第104頁。">今天仍是如此。正是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的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引起了如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