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關於風向和水流的知識、沒有目的感的話，僅靠往外舀水，人和社會是不可能在道德和經濟上漂浮多久的。
——理查德·蒂特馬斯
批評我們當代現狀的大部分批評家都從機構開始。他們觀察國會、參議院、總統、選舉和遊說，指出這些機構是如何敗壞或濫用了人們給予的信任和權威。他們得出結論，任何改革都必須從這裡開始。我們需要新的法律，不同的選舉制度，限制遊說和政治募捐；我們需要給行政更多（或更少）權力，我們需要找到途徑，使選舉出的或未經選舉的官員對他們的選民和僱主——我們——做出反應和回答。
這些都對。但是，這類改變早就被談論過幾十年了。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改變沒有發生或者奏效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對目前困境負有責任的人們想像、設計和執行的。要求美國參議院改革它的遊說制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就像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一個世紀以前那著名的觀察，「如果一個人的薪水就依賴於他不懂得某件事，那你是很難讓他懂得這件事的」。由於同樣的原因，大部分歐洲國家的議會——人們對它們的態度從厭倦到憎惡各有不同——也不會從自身發現重新變得有意義的辦法。
我們應當從別的地方起步。為什麼在過去30年中，那些掌權者那麼容易說服他們的選民，他們的政策是智慧的，或者，無論如何，是必須的？因為沒有什麼合理的替代選擇。即使主要政黨之間有很大的政策差異，這些差異也是被當作一個目標的不同版本提出來的。人們習慣於宣稱我們要的是同樣的東西，只是我們得到這些東西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但這完全是錯誤的。富人要的東西和窮人不一樣。那些靠工作為生的人，和那些靠投資和紅利為生的人要的東西不一樣。那些可以購買私人交通工具、教育和安全保護，因而不需要公共服務的人，和那些專門依靠公共部門的人所要的東西也不一樣。那些或從國防合同中或因為意識形態原因從戰爭中獲利的人，其目的和那些反戰的人也很不一樣。
社會很複雜，包含著互相衝突的利益。宣稱它不是這樣，否認階級、財富和影響的差別，只是將一套利益凌駕於其他利益之上的一種辦法。這一論點曾經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我們被鼓勵將它當作對階級仇恨的煽動而棄之不顧。同樣，我們被鼓勵著不顧一切地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確實，有很多人也因此得益。
但是，市場有一種自然傾向，優先滿足那些能夠被簡化成商業標準或經濟計量標準的需要和要求。如果可以買賣它，那麼它就是可以量化的，我們可以衡量它對（量化的）集體福祉貢獻的大小。但是，要是這些利益是人類一直很珍視，但本身卻無法量化的呢？
幸福呢？公正和（本義的）公平（equity）呢？排斥，機會——或沒有機會——或失去希望呢？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些考慮不僅意味著總值，甚至個人利益或增長。就說羞辱吧：如果我們把它當作一種經濟代價，一種對社會收取的費用呢？如果我們「量化」人們為了得到生活必需品而被同胞羞辱時所受到的傷害呢？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在估計生產力、效率或幸福的時候，也算進羞辱人的施捨和作為權利的福利之間的區別這個因素呢？我們可能會得出結論，提供全面的社會服務、全民醫療保險或補貼公共交通，實際上是達到我們的共同目標的更經濟有效的方式。我很爽快地承認，這種做法本身是有爭議的：我們如何將「羞辱」量化呢？剝奪偏遠地區的居民使用市政資源的權利，怎麼衡量這個代價呢？我們願意為一個好社會付出多少錢？
即使是「財富」本身也迫切需要重新定義。人們普遍聲稱，太高的累進稅或經濟再分配會摧毀財富。這種政策無疑會為了一些人的利益限制另一些人的資源，儘管我們切蛋糕的方法和蛋糕的大小沒有什麼關係。如果重新分配物質財富能夠長遠地使國家穩定繁榮，緩解由嫉妒產生的社會壓力，增加和均衡每個人得到目前由少數人獨享的服務，這個國家難道不是更富足嗎？
讀者們可能注意到了，我使用「財富」或「富足」這些詞時，遠遠超出了它們目前僅限於物質的用法。在更廣的範圍內這麼做——重鑄我們的公共對話——在我看來是開始改變的唯一現實的途徑。如果我們不能以不同的方式交談，我們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這種產生政治變革的方式是有先例的。18世紀末的法國，當舊政權搖搖欲墜的時候，政治領域裡最重要的發展不是抗議運動或那些企圖挫敗這些抗議運動的國家機關。最重要的發展來自語言本身。新聞記者和小冊子作者們，加上偶有異見的行政人員或教士，從關於公正和民權的舊有語言中，創立出一種新的公共行動的言語體系。
由於不能直接和君主制分庭抗禮，他們開始通過設想和表達對現狀的不滿、提出「人民」能夠信任的其他權力來源，使君主制喪失合法性。實際上，他們發明了現代政治；而通過這麼做，他們使有史以來的一切都不再可信。當革命終於爆發時，這種新的政治語言已經站穩了腳跟；確實，要不然，革命者們自己都無法形容他們在幹什麼。創世的是話語。
今天，我們被鼓勵著相信政治反映了我們的意見、幫助我們構建了一個公共空間。政治家發言，我們用投票來做出反應。但是，真相卻遠不是這樣。很多人感受不到自己是任何重要對話的一部分。別人告訴他們想什麼，怎麼想。一旦涉及具體問題，別人就讓他們感到底氣不足；至於總體目標，別人也鼓勵他們相信，這些總體目標早就確定了。
這樣壓制真正辯論的負面影響，在我們周圍無處不在。在今天的美國，市政會議和「茶話會」拙劣地模仿其18世紀的原型。它們不是展開辯論，而是關閉辯論。煽動家告訴群眾如何思考，當他們的話語得到響應之後，他們就大膽宣稱他們只不過是在反映民意。在英國，電視已經被十分有效地當成了民眾不滿的安全閥：職業政治家現在宣稱，他們通過即時電話投票和普及調查的方式，就從移民政策到孌童癖的一切問題聽取「人民呼聲」。他們把觀眾自己的擔心和偏見通過推特再回覆給觀眾，就推卸了領導或創新的責任。
與此同時，在海峽對岸的共和國法國和寬容的荷蘭，關於國民認同和公民標準的替代辯論，取代了對抗公共偏見和同化的挑戰所需的政治勇氣。這裡，一場「對話」似乎也在進行。但是，其責任範圍已經被小心前定了；其目的不是鼓勵表達不同意見，而是壓制不同意見。這些「對話」沒有促進公共參與，沒有減少公眾隔閡，而僅僅是加深了人們對政治家和政治的普遍厭惡。在現代民主中，在大部分時間欺騙大部分人是有可能的，但這是有代價的。
我們需要展開一種新的對話。我們需要重新對我們自己的本能產生信心：如果一項政策、一個行動或一個決定看起來有些不對，我們必須找到合適的詞語說出來。民意調查顯示，英國大部分人都對那些熟悉的公共財產的倉促私有化感到憂心忡忡：公用事業、倫敦地鐵、地方公共汽車服務和社區醫院，至於養老院、護理服務等等就更不用提了。但當人們告訴他們這類私有化的目的是為了節省公共開支、提高效率時，他們就緘口不言了：誰能有不同意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