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人不去用他們大大增加的物質和技術資源建造奇蹟之城，而是建造貧民窟……（這些貧民窟）以私人企業的標準來衡量，「合算」，而他們認為，奇蹟之城則會是一種愚蠢的奢侈，按照金融時尚的弱智諺語，就是「按揭未來」……同樣自我毀滅的金融算計支配著各行各業。我們毀滅了鄉村的美麗，因為那無法增值的自然華美沒有經濟價值。我們有可能關掉太陽和星星，因為太陽和星星不會支付股息。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認同是很有誘惑力的：每個人看起來都同意每個人、不同意見被妥協的傳統磨平時，社區生活就容易得多。這些缺失或者被破壞了的社會或社區都不會順利運行。但是，認同是有代價的。如果一個封閉的意見圈或思想圈從來不允許不同意見或反對意見，或者只在規定的和程式化的範圍之內才允許不同意見或反對意見，那麼它將不再能充滿活力地、富有想像力地回應新挑戰。
美國是建立在小社區的基礎上的。任何在這些地方住過一段時間的人都可以證實，自然的本能是給成員的公共行為加上一種規範性的一致。在美國，早期定居者的個人主義傾向和他們為少數派和個人異見提供的憲法保護，部分抵消了這種特性。但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等人指出，兩者的平衡早已倒向了認同。個人仍然可以自由地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是，如果他們的意見和大多數人意見相左，他們會發現自己成了棄兒。至少，他們話語的影響會陷於沉寂。
英國曾經有所不同：一個傳統的君主國，統治者是允許甚至納入異見、標榜其寬容是美德，並以此保有權力的世襲精英。但是，這個國家變得更不精英、更大眾化了；像托克維爾有可能會預言的那樣，公共生活里那一縷非認同的特性逐步在減少。今天，在從政治正確到稅率等所有問題上與公認的意見相左的有力異見，在英國也和在美國一樣差不多鳳毛麟角了。
非認同有很多根源。在宗教社會中，尤其是在有正統宗教——天主教、英國國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的社會中，最有效、最持久的異見傳統都根植在神學差異中：英國工黨於1906年一個主要由非國教派的組織和運動組成的聯盟中誕生，這並不是偶然的。階級差異也是培育異見態度的肥沃土壤。在按階級劃分的社會裡（或者按種性劃分的社區中），那些處於底層的人有強烈的動力，就他們的境況進行抗議，而且，推而廣之，對造成這種境況的社會制度進行抗議。
近幾十年里，異見一直與知識分子密切相關：這個階層的人最初支持19世紀末對濫用國家權力的抗議，但在我們的時代，他們更以反對公共輿論的發言和寫作著稱。可悲的是，當代知識分子對關鍵性的公共政策表現出的興趣明顯不大，而選擇在似乎更明確的倫理規範的論題上進行干預或抗議。這樣一來，他們就把關於我們應當如何管理自己的辯論留給了政策專家和「智庫」，而在這些地方，非傳統的意見很少有立足之地，公眾也大都被排斥在外。
問題並不在於我們是否同意某項具體的法律條文，而在於我們就我們的共同利益進行辯論的方式。打個眾所周知而十分明顯的比喻：在美國這裡，任何關於公共開支和福利，或者其他關於政府的積極角色的話題，都會很快違反兩個免責條款。第一條，要求我們一定要全面支持保持最低稅額，盡最大可能地「把政府排除在我們的生活之外」。第二條，事實上是第一條的煽動性變種，就是聲稱我們中誰也不希望看到「社會主義」取代我們運轉良好、建立已久的制度和生活。
歐洲人揚揚自得地認為他們不像美國人這樣順從。他們訕笑那麼多美國公民退入宗教柵欄，使集團發言取代了獨立思想。他們指出加利福尼亞地方全民公決的有害後果：資金充足的創製權投票，毀滅了世界上第七大經濟體的稅收基礎。
但是，瑞士最近的一個全民公投，禁止了在這個只有四座清真寺尖塔、幾乎所有穆斯林居民都是來自波斯尼亞的世俗難民的國家修建清真寺尖塔。從閉路電視攝像頭到強化的、侵犯性的治安，這個世界上「過度知情的」和極權的民主制度的一切，英國都馴服地接受了。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歐洲比當代美國要好，但歐洲遠不完美。
甚至知識分子也屈膝妥協了。伊拉克戰爭中，絕大部分英美公共評論員放棄了所有獨立思考的幌子，遵循著政府路線。在戰爭時期本來就更難對軍隊和其他處於政治權威的人提出批評，此時更是被推到了極致，被人們當作某種類似於叛國的行為。歐洲大陸的知識分子能夠更自由地反對這次倉促行動，但這也只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領袖本來就模稜兩可，他們的社會也意見不同。持有不同意見、力勸易怒的讀者或缺乏同情的聽眾所需的道德勇氣，在所有地方都供不應求。
但是，至少戰爭像種族主義一樣，提供了明確的道德選擇。即使今天，大多數人都知道他們是如何看待軍事行動或種族偏見的。但在經濟政策領域，今天民主國家的公民們實在是學得太過謙和。人們告訴我們，這些問題是專家的問題：普通人根本不能理解經濟學及其在政策上的意義——這個學科的日益深奧和數學化的語言，也強化了這種觀點。
很少有「外行」會在這些問題上向財政大臣、財政部長或他們的專家顧問們挑戰。如果他們斗膽這麼做，他們會被告知——就像中世紀神甫會告訴他的教眾一樣——這些問題不需要他們費心。禮拜儀式一定要用一種那些已經得道的人才能懂得的晦澀的語言吟唱出來。對其他所有人來說，信仰就足夠了。
但是，信仰不夠。英國和美國的經濟政策的皇帝——更不用說他們從塔林到第比利斯各處的追隨者和崇拜者——都是一絲不掛的。但是，由於大部分觀察者長期以來就和他們有相同的剪裁偏好，他們無法表示反對。我們需要重新學習如何批判統治我們的人。但是，要有可信度地批判統治我們的人，我們必須從我們和他們一樣被套住的一致性的圈子中解放出來。
解放是意志的行為。除非我們對目前的處境感到足夠憤怒，否則我們便不能指望重新建構我們的公共對話，它已和搖搖欲墜的物質基礎設施一樣殘破。沒有一個民主國家可以在蓄意的謊言基礎上發動非法戰爭，然後還逍遙法外。布希政府對卡特里娜颶風之缺乏反應那樣令人鄙視，人們卻緘默無言，表明了人們對國家的責任和能力的令人沮喪的犬儒主義：我們本來就預料到華盛頓會表現不佳。美國最高法院最近決定允許公司在選舉候選人上無限制地花錢，還有英國國會的「花費」醜聞，這些都說明了金錢在當代政治中的不受控制的作用。
戈登·布朗總理回應2010年1月一份關於英國經濟不平等的報告時——這份報告證實了英國令人震驚的貧富分化程度，而正是他的黨從多方加劇了這種分化——宣稱這份報告很「發人深省」，承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令人想起《卡薩布蘭卡》里的雷諾上尉：「我太震驚了，太震驚了。」
與此同時，奧巴馬總統的迅速失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主張醫療改革的姿態——更加劇了新一代的不滿。我們很容易帶著懷疑，厭惡那些目前負責管理我們的人的無能（或更壞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們把激進的政治復興的挑戰託付給現有的政治階層——託付給布萊爾們、布朗們和薩科齊們，柯林頓們、布希們和（恐怕是）奧巴馬們——我們只會更加失望。
異見和異見活動絕大多數都是年輕人的所為。發動法國革命的人，像新政和戰後歐洲的改革者和策劃者一樣，都比他們之前的人要明顯年輕得多，這絕不是偶然的。年輕人不會退縮，而且更有可能直視問題，並且要求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他們也比他們的老一輩更容易受到非政治主義的誘惑，亦即政治在我們這個時代這麼墮落，我們應當放棄它的思想。確實，在有些情況下，「放棄政治」是正確的政治選擇。在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統治的最後幾十年，「反政治」、「猶如」政治和動員「無權者的力量」都曾經有過它們的位置。這是因為在極權政府下，官方政治都是赤裸裸的權力的合法化：繞過它們本身就是激進的破壞性政治行動。它迫使政府面對其局限性——或者是暴露其暴力的核心。
然而，我們不能從極權政府下英勇的異見者的特例中得出普遍性的結論。確實，70年代的「反政治」榜樣，加上對人權的強調，大概使年輕一代的活動家們相信，既然傳統的變革渠道被堵塞了，他們應當放棄傳統的政治組織，投入未受妥協污染的、注重單一問題的非政府團體。結果，尋求「參與」的年輕人首先想到的是加入大赦國際或綠色和平，人權觀察或無國界醫生。
道德衝動是無可指責的。但是，共和國和民主國家唯有依靠其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才能存在。如果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或曰積極公民放棄政治，他們就將他們的社會遺棄給了它最平庸和腐敗的公僕們。今天的英國下議院實在慘不忍睹：一屋子的傀儡、應聲蟲和職業的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