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類思維模式的基本構成中發生巨大變化，人類命運才有可能取得巨大改善。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那麼，我們應當從1989年中學到什麼呢？首先，可能應當是，沒有什麼東西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共產主義不是一定要發生——它也沒有理由一定要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們也沒有什麼理由肯定它一定會崩潰。進步論者一定要接納政治的純粹偶然性：福利國家的興起，及其後來的失寵，都不能當作是歷史的禮物。社會民主主義的「光輝時刻」——或者在美國從新政到偉大社會的對應時期——都是一系列不太可能重複的、各種特定環境組合的結果。開始於70年代、現在才擱淺的新自由主義的「光輝時刻」，也是如此。
但是，正因為歷史不是註定的，我們凡人就必須順時應變——而在某些情況下，像馬克思正確指出的那樣，不完全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我們將不得不再次提出曾一再提出過的問題，但對不同的答案持開放態度。我們應當區別過去的哪些部分應當保留，是什麼使之成為可能，直到我們自己滿意為止。哪些情形是獨特的？哪些情形，如果有足夠的願望和努力，是我們能夠重新複製的？
如果1989年是關於重新發現自由，那麼，我們現在願意給它加上什麼限制呢？即使是在最「熱愛自由的」社會，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我們接受一些限制——我們總是接受——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接受其他限制呢？為什麼我們這麼肯定，一些計畫、累進稅或集體擁有公共財產是對自由的不可忍受的限制；而閉路電視攝像頭、國家對「太大以至於不能倒閉」的投資銀行進行緊急財政援助、竊聽電話和代價高昂的對外戰爭是自由的人民可以承受的負擔呢？
這些問題可能有很好的答案，但是，如果我們不提出這些問題，怎麼能知道答案呢？我們應當重新發現如何談論改變：如何為我們自己設想一種非常不同的安排，而不必使用「革命」的危險語言。我們必須比我們的前人更好地區分可取的結果和不可接受的方法。至少，我們應當接納凱恩斯在這個問題上的警告：「僅僅是使我們尋求改善的事態比之前的事態要好是不夠的，它必須好得能夠抵消轉變帶來的惡果。」
但是，承認和消化了所有這些思考以後，我們還是需要向前看：我們要什麼，為什麼我們要它？如同目前左派這種慘淡的局面所表明的，答案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有什麼別的選擇？我們很難把過去拋在腦後，然後只是把十指交叉祈禱好運：我們從經驗知道政治和自然一樣痛恨真空。浪費了20年後，是重整旗鼓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