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最壞之處是繼它之後出現的東西。
——亞當·米奇尼克
伴隨著共產主義垮台的，不僅僅是幾個壓迫性國家和一種政治教條。和一種革命學說緊密相連的這麼多政權的消失，敲響了200年前激進的進步承諾的喪鐘。法國革命之後，以及列寧於1917年奪取政權之後信心大增，馬克思主義左派曾經與這種斷言密切相關：社會主義的未來不僅應當取代資本主義的現在，而且肯定有把握做到。用哲學家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帶有懷疑意味的話說，左派理所當然地認為它所尋求的目標「……受到整個宇宙的歡迎」。
今天很難回想這種世俗的信仰——知識分子和左派政治家們運用不可抗拒的「歷史」法則，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辯護的那種絕對的確定性。它的源頭之一是19世紀的實證主義：將社會數據應用於政治的新科學的自信。1884年10月24日，年輕的比阿特麗斯·韋布在日記中描述自己玩弄著數據，把它們在手指間捲起來，一邊試圖「……想像在我面前橫亘著一個知識的世界，我可以用它把人類命運的難題都整合起來」。 就像威廉·貝弗里奇後來評論的，像韋布這樣的人「……讓人們感覺到，只要有足夠的思考，人就可以通過理性化的進步，克服世界上所有的邪惡」。
維多利亞後期的這種信心在20世紀很難存續下去。到了50年代，它已經在很多方面被列寧及其接班人在「歷史」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動搖了：根據已故的拉爾夫·達倫道夫所說，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英國社會歷史學家，逝於1962年）是「……我聽過的最後一個談及進步而不帶任何明顯尷尬的人」。
不過，至少在1989年前，原則上仍然可以相信，歷史是在朝著某種可以確定的方向發展，而且，無論是好是壞，共產主義代表著這樣一條軌跡的頂點：它本質上是一種宗教觀念，但這並沒有使它喪失對一代一代的世俗進步論者的吸引力。即使是在1956年和1968年的幻滅以後，仍然還有很多人堅定地保持著政治忠誠，這種政治忠誠把他們置於未來的「正確」一方，不管現實是多麼令人不安。
這個幻覺的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是馬克思主義的經久不息的吸引力。馬克思的預言失去所有意義之後很久，很多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主義者——哪怕僅僅是在形式上——還在繼續堅持他們對大師的忠誠。這種忠誠為左派政治主流提供了一套話語和一系列落伍學說的基本原理，但是，它也使同一個左派無法對現實世界的困境做出實際的政治反應。
在20世紀30年代的衰退和蕭條中，很多自封的馬克思主義者拒絕提出甚至討論解決危機的辦法。像老派的銀行家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一樣，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有著無法改變或打破的規律，干預其運作是毫無意義的。這種毫不動搖的信念使很多社會主義者在當時和後來很多年都對道德上的挑戰無動於衷：他們宣稱，政治不是有關權利的，甚至也不是有關公正的。政治是階級、剝削和生產方式。
這樣，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自始至終還是深受19世紀社會主義思潮的核心理論的影響。這種殘存的信仰系統和真正的意識形態的關係，大約相當於英國國教安立甘宗的低教會派和整體的天主教正統的關係。而這種信仰系統提供了一堵後牆，任何自稱社會民主黨人的人都可以把他們的政策倚靠在這堵牆上，然後使他們自己區別於甚至最傾向於改革的自由派或基督教社會民主黨人。
這就是為什麼蘇聯解體意義如此重大。隨著蘇聯解體，曾經將左派捆綁在一起一個多世紀之久的一整套學說都被解開了。不管莫斯科那個變種有多麼反常，其突然而完全的解體，對於任何自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或運動，只能產生破壞作用。
這是左翼政治的一個特點。即使全球每一個保守和反動的政府明天全部分崩離析，其形象被腐敗和無能毫無希望地玷污，保守主義的政治仍然會完好無損地生存下來。「保守」的理由將會一如既往地可行。但對左派來說，失去了被歷史支持的學說之後，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唯一殘存下來的是政治：關於利益的政治，關於妒忌的政治，關於競選連任的政治。沒有了理想主義，政治被簡化成了一種社會會計，對人和物的日常管理。這種情況下，保守主義還可以勉強生存下來，但對左派來說，這就是災難。
從一開始，歐洲的民主左派就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社會主義，以及後來的後繼者共產主義的合理替代選項。因此，社會民主主義天生就有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信心十足地向著更好的未來邁進，一方面又緊張地看著它的左肩。我們，社會民主主義似乎在說，不是極權主義的。我們要自由，不要壓迫。我們是相信平等、社會公正和市場監管的民主派。
只要社會民主黨人的主要目的是說服選民相信，他們是自由政體內部一個值得尊敬的激進選擇，這種防禦姿態就還是有意義的。但是，今天，這種說辭已經不能自圓其說了。一個像安傑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這樣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即使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刻，仍然能夠擊敗其社會民主黨對手，而運用的一套政策在所有重要的基本問題上都和社會民主黨人類似，這並不是偶然的。
社會民主主義，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是當代歐洲政治平淡無趣的那一部分。很少有歐洲政治家——仍有權勢的人中更少——會不同意社會民主黨關於國家責任的基本觀點，儘管他們對國家責任範圍的界定有所不同。因此，今天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不能提供任何獨特的東西，例如，在法國，即使是他們支持國有制的觀點，也很難將他們自己和戴高樂右派的科爾貝爾式（Colbertian）的本能反應區別開來。今天的問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而是他們的老生常談。由於從左面來的極權主義挑戰已經消失，強調「民主」基本上是多餘的。如今我們都是民主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