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其他國家的區別，在於把脫離公共生活的人當作沒用的人。
——伯里克利
公共部門解體的一個突出的後果，是越來越難理解我們和其他人之間有什麼相同之處。我們很熟悉關於網路的「原子化」影響的怨言：如果每個人只選擇他們感興趣的零星知識或信息，卻避免接觸其他一切，那麼，我們確實會形成一個選擇性親和的全球社區，但同時也失去了和我們鄰居的親和關係。
這種情況下，是什麼將我們連接在一起呢？學生們經常告訴我，他們只知道、只關心十分專門的一部分新聞和公共事件。有些人可能看關於環境災難和氣候變化的新聞，另外有些人關注國內的政治辯論，但對國外的發展相當無知。過去，通過翻閱報紙、晚飯時觀看電視報道，他們至少會「接觸」其他事件。如今，這些額外的關注被排斥在外了。
這個問題突出表現出了全球化一個帶有誤導性的特點。年輕人確實和萬里之外的志同道合的人保持聯繫。但是，即使伯克利、柏林和班加羅爾的學生有一些相同的興趣，這些興趣也不能轉換成社區。空間很重要。而政治是一種空間的功能——我們在我們所居住的地方投票，我們領袖的合法性和權威局限於他們被選舉出來的區域。實時接觸半個世界以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不能取代這一種功能。
花點兒時間想一想像保險卡或養老金手冊這樣平常的東西。福利國家的早些年間，這些手冊必須定期蓋章或延期，持有人才能領取他們的養老金、糧食券或兒童津貼。仁慈的國家和其公民之間的這些交換儀式發生在固定的場所：一般是郵局。隨著時間的推移，與體現在這些服務和福利中的公共權力和公共政策打交道的共同經歷，極大地促成一種共同的公民意識的發展。
這種情感對於現代國家及其統治的和平社會的形成有關鍵的意義。直到19世紀末，政府只是一個以繼承為基礎的統治階級行使權利的工具。但是，漸漸地，國家自己承擔了大量此前一直由個人或私有機構掌管的任務和責任。
這有很多例子。私人安全機構被國家或市政的警察機關所取代（或解散）。由於國家郵政的發展，私人郵政服務也成了冗餘。僱傭軍被迫歇業，取而代之的是全國性的徵兵部隊。私營的交通服務沒有消失——退居為非常富裕的人提供的奢侈服務——但是，作為主要的交通方式，它還是被公有的公共汽車、電車、輕軌和火車所取代了。適用於為獨立的小王公和單獨的宮廷提供私人歌劇的藝術贊助系統，也逐步地（雖然沒有完全地）被公共資助的藝術所取代，得到全國和地方稅收的支持，由國家機關施行管理。
這一點可以無限地延伸下去。全國性足球（英式足球）聯賽在歐洲的出現，同時也有助於引導公眾能量、塑造地方認同，形成一種全國性的空間感和共同的熱情。就像法國20世紀初那本著名的地理課本《兩個孩子游法國》使一代法國小學生學會了欣賞法國地圖一樣，英格蘭和蘇格蘭足球聯盟的建立，也通過不同地區間球隊的競技，向年輕球迷們介紹了他們國家的地理。
從建立初年一直到整個70年代，足聯一直是個單一實體：「只重成績」，亦即，球隊根據其表現在其分組內上升或下降。從當地招來的球員穿自己球隊的比賽服。如果有廣告，這些廣告也僅僅局限於在球場周圍安裝的標語牌；誰也不會想出在球員身上展示商業廣告的念頭——廣告顏色和字體造成的混亂，會破壞球隊視覺上的統一。
確實，從視覺上表現集體認同，曾經是一樁大事。想想倫敦的黑色計程車，它那種特有的單調在兩次大戰之間毫無爭議地出現；之後，這種單調不僅成了計程車本身的特別標記，也成了它們所服務的城市那種嚴峻的團結的特別標記。公共汽車和火車也跟風而上，它們在顏色和設計上的整齊劃一，強調了它們作為同一個民族的共同交通工具所擔當的角色。
回過頭來看，英國人對校服情有獨鍾，或許也能歸結為相同的目的（別的地方也不是沒有，但別處的往往與宗教或社群認同有關——比如說，教會學校）。通過由60年代「個人主義」的熱忱打開的裂縫而回顧從前，我們今天已經很難再欣賞它們的價值。我們今天會想，這種著裝要求肯定會壓抑年輕人的認同和個性吧？
嚴格的著裝要求確實是會加強權威、壓制個性——軍服就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但是，在它們的時代，制服，不管是小學生、郵遞員、列車員還是馬路協管員穿的制服，都寓示著某種平均主義。一個穿著固定服裝的孩子沒有與生活更富裕的同齡人苦苦競爭的壓力。制服有助於超越社會和種族的界限，不由自主地——因而最終自然地——建立與他人的認同。
今天，即使我們承認共享的社會義務和要求，這些義務和要求更典型的是由私營部門承擔的。郵件越來越受到在賺錢生意上牟利的私營投遞服務的圍攻，郵局只被用來補貼窮人和偏遠地區的收取和派送。公共汽車和火車也落到私人手中，掛滿了廣告，點綴著濃妝重彩，宣告著企業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它們所提供的服務。藝術——在英國或法國——是由私人管理的彩票來資助的，通過鼓勵合法賭博來從社區的貧窮成員手中籌措資金。
歐洲的足聯也變成了幾個特權俱樂部的超富裕的超級聯賽，而其他俱樂部則陷於貧困，被人遺忘。「國家」空間的理念，也被短期的外國資助者承擔費用的國際競爭所取代，他們通過對從遠方招募而來、不可能在一地長期效力的球員的商業剝削，中飽私囊。
倫敦的計程車曾經以其高效的設計和計程車司機驚人的地方知識而著稱於世，如今也有了許多顏色了。從功能劃一上最近一次退步以後，非傳統的品牌和車型，即使它們既不符合目前法定的迴轉圈數標準，又不能滿足長期形成的負載能力要求，還是能夠大肆宣揚自己是合法計程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可能會看到，著名的「知識」——1865年以來所有持照計程車司機必須掌握的對倫敦複雜的街道和廣場的熟悉程度——也會在自由企業的名下被拋棄或稀釋。
軍隊，尤其是美國軍隊，在後勤支持、物資支持和交通安全上越來越仰仗私營服務，他們通過短期合同僱用員工但價格高昂：據最近一次統計，有19萬「輔助」私人僱員在「協助」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隊。警察曾經代表著現代國家管制社會交往、壟斷權威和暴力行為的雄心。它們開始出現以後不到兩個世紀，就被私人安全機構所取代；私人安全機構的功能，就是為那些過去30年間在我們的城市和郊區蔓延開來的「封閉式小區」提供服務。
「封閉式小區」究竟是什麼，它為什麼重要？它最初興起於美國，後來被熱情地應用於倫敦和歐洲其他地方以及整個拉美，還有從新加坡到上海的富裕的亞洲貿易中心城市。它在美國最初指的是那些聚居在富裕的郊區和城市的小區、盲目輕信地以為他們自己在功能上已經獨立於其餘的社會的人們。
現代國家興起之前，這種社區很普遍。即便它們沒有真的築起堡壘，它們也確實代表著一個有所區別的私人空間，其邊界明確劃定，並且對外人有很好的防禦。隨著現代城市和民族國家的興起，這些通常屬於貴族或私人有限公司的設防的孤立區融入了城市環境。其中的居民由於對現在公共權威提供的安保有了信心，放棄了他們的私人警察力量，拆除了柵欄，將他們獨有權局限在卓越的財富和地位上。直到20世紀60年代，如果他們出現在我們中間，還會是一件罕見的怪事。
但是，今天它們無處不在：它們是「地位」的象徵，是對將自己和社會其他成員隔絕開來的願望毫無羞愧的承認，是對國家（或城市）無力或不願將權威強加給一個共同的公共空間的正式承認。在美國，我們通常在遠郊看到這種「封閉式小區」。但是在英國，和其他地方一樣，這種「封閉式小區」延伸到了城市中心。
倫敦東區的「斯特拉特福市」（Stratford City）佔地大約170英畝，有權控制轄下（公共）街道的所有活動。布里斯托的「卡博特圈」（Cabot Circus）、萊斯特的海克洛斯（Highcross），蔓延34條街、業主是威斯敏斯特公爵的物業公司格羅夫納（Grosvenor）的「利物浦一號」（Liverpool One），都是地處曾經是公共市區中心的私人所有、私人控制的空間。他們保留根據品位強加一系列限制和規定的權利：不許滑滑板，不許滑旱冰，不許在某些地方吃東西，不許乞討，不許閑逛，不許照相，當然，還有五花八門的私人保安和閉路攝像來執行這些規定。
稍加思考，就能看出這種寄生在社區中的社區的自相矛盾。他們僱傭的私人保安公司，按照法律無權以國家的名義採取行動，因而，發生嚴重罪案時必須請警察來幫助他們。他們聲稱擁有和維持的街道，最初是用公共資金勘探、建造、鋪設和照明的：因而，今天這些把公有財產收歸私有的個人，是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