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倫敦市建議為公共利益而採取社會行動，就像60年前和一個主教討論《物種起源》。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那麼，凱恩斯的「掌權的瘋子們」拿他們從死去的經濟學家那裡繼承的思想來幹了些什麼呢？他們開始拆除國家固有的經濟權力和主動權。明確這一點很重要：這絲毫沒有牽涉到縮小國家本身。瑪格麗特·撒切爾像她之後的喬治·W·布希和托尼·布萊爾一樣，毫不猶豫地強化中央政府的鎮壓和情報搜集手段。多虧了各處的攝像頭、竊聽器、國土安全部、英國獨立保安局和其他措施，現代國家對其臣民無處不在的控制在繼續擴大。挪威、芬蘭、法國、德國和奧地利——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從搖籃到墳墓」的保姆國家——除了在戰時外都沒有使用這些手段，而吹噓自由的盎格魯-撒克遜市場社會卻往這個奧威爾式的方向走得最遠。
與此同時，如果我們一定要指認出標誌著20世紀最後三分之一個世紀的認識轉變的總後果，那肯定應當是對私營部門的崇拜，尤其是私有化的邪教。有人可能會說，熱心分配公共所有的物資純粹是務實主義的。為什麼要私有化？因為，在預算有限的年代裡，私有化似乎會省錢。如果國家擁有一家低效率的工廠或一項代價高昂的服務——比如說，自來水廠，或者鐵路——國家可以把它轉售給私有購買者。
這個銷售理當為國家省錢。與此同時，由於進入了私營部門，有關運作也會因為追求利潤的動機而變得更加有效率。每個人都得到好處：服務改善了，國家擺脫了一項不合適的職責，投資人賺錢，而公有部門從銷售中一次性獲利。這樣，從表面上看，私有化代表著放棄教條式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優先考慮，而轉向更直截了當的經濟核算。
畢竟，「國有化工業在幾乎所有國家裡還沒有表現出比私有或混合行業更好」。 而公有制的短處卻是毫無疑問的。特別是在英國，財政部將有潛力盈利的業務當作奶牛，要通過最小的投資取得最大的利潤，以便增加公共資金。這樣，鐵路和礦山就應當出於社會和政治原因而壓低價格；而與此同時，又要求它們能夠盈利。
從長遠來看，這就會導致低效率的經營。在別的地方，比如說瑞典，國家在操縱經濟方面不像英國那麼強硬，但是，經常管制工資、工作條件、價格和產品來起到緩衝的效果。因此，私有化除了短期內增加現金收入外，還有假設的在主動性和效率方面的收穫。人們合理地假設，拋開別的優點，一個從公有制轉到私人手中的業務，起碼肯定會以一種長期投資、有效定價的目標來經營。
理論即是如此。但實踐又大為不同。隨著現代國家的出現（尤其是過去這個世紀），交通、醫院、學校、郵政、軍隊、監獄、警察力量和大眾負擔得起的文化產品——這些必需的服務通過趨利的機制運作效果並不好——都被收歸公家管理或控制。而如今，它們又被交還給民營企業。
我們一直看到公共責任向私營部門的逐步轉移，但我們在其中感受不到什麼集體利益。與經濟理論和盛行的謬見相反，私有化其實效率低下。政府認為適合移交給民營部門的大多數項目都是在虧損狀態下運營的：不管是鐵路公司、煤礦開採、郵政服務還是能源利用，他們提供服務和維持運營的耗費多於他們能夠獲得的收益。
僅僅是出於這個原因，除非是以極低的折扣價出賣，這些公共資產天生就對私人購買者沒有吸引力。但是，當政府低價出售時，公眾就承受一次損失。據計算，撒切爾時代英國的私有化過程中，長期公有的資產被以特意壓低的價格銷售給私營部門，結果使140億英鎊的資產從納稅人手中轉到了股東和其他投資人手中。
這個損失之上，還要加上另外付給辦理私有化的銀行家的30億英鎊。這樣，國家實際上付給私營部門大約170億英鎊（300億美元）來促成資產的銷售，不然就沒有人來買了。這是很大宗的金額——大約相當於哈佛大學的捐贈基金，或者巴拉圭或波黑的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很難把這理解為有效地利用公共資源。
英國私有化讓人誤以為有好處的一個原因是，它正好和英國結束幾十年來相對於其歐洲競爭者的衰落同時發生。但是，這樣的結果幾乎完全是因為別處的增長率下降了：英國的經濟表現並沒有突然好轉。對英國私有化最好的研究指出，私有化本身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絕對有限——而同時還倒退地將財富從納稅人和消費者那裡重新分配給了新近私有化公司的股東手中。
私人投資者願意購買顯然低效率的公共資產，唯一的原因是政府消除了或者減少了他們面臨的風險。例如，就倫敦地鐵來講，設立了一個「公私合營機構」（PPP）來吸引有興趣的投資者們買進公交系統。買入公司得到保證，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他們都能夠得到保護免受嚴重損失——這就削弱了私有化的經濟理由：趨利動機的作用。在這些特權條件下，私營部門會證明和其對應的公有部門一樣沒有效率——搜刮盈利，把損失轉嫁給國家。
其後果是最壞的一種「混合經濟」：由公共資金無限期擔保的私營企業。在英國，新近私有化了的國家衛生服務醫院集團定期失敗，主要是因為它們被鼓勵著賺取各種利潤，但又被禁止收取它們認為市場能夠承受的價格。這時，醫院的信託基金（就像倫敦地鐵，其「公私合營機構」於2007年破產）轉向政府來支付賬單。當這樣的事情一連串發生時，就像國有化鐵路那樣，結果是事實上的緩慢地重新國有化，卻全無公共控制的好處。 億英鎊（15億美元）。到了2008年，其半私有的後續公司聯通鐵路（work Rail）花費了納稅人50億英鎊（78億美元）。">
結果是道德風險。流行的說法是，2008年使國際金融屈服的臃腫的銀行「太大了，以至於不能倒閉」，這種說法自然是可以無限延伸的。沒有哪個政府能夠允許其鐵路系統就那麼「倒閉」。私有化的電力或煤氣設施，或航空控制系統，不允許因為管理不善或金融無能而陷於停頓。當然，他們的新管理者和業主們知道這一點。
奇怪的是，這一點卻沒有被眼光敏銳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看到。他堅持將壟斷性工業（包括鐵路和公用設施）留在私營部門手中，但他沒能預見到這樣做的意義：既然如此關鍵的全國性服務永遠不允許倒閉，那麼，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冒險、揮霍或者挪用資源，而且總是知道政府會來買單。
道德風險甚至也適用於那些原則上其運作有利於集體的機構和企業。回想一下負責向美國中產階級提供房屋貸款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對於建立在財產所有權和低息貸款基礎上的消費者經濟的健康至關重要的一項服務。2008年崩潰之前有些年頭，房利美一直在（以人為壓低的利息）從政府那裡借錢，然後以非常可觀的利潤進行商業貸款。
由於公司是私營的（儘管有特權得到公共資金），這些利潤就意味著將公共資金轉讓給了公司的股東和管理人。數百萬筆的抵押貸款是由這些自私自利的交易導致的結果，這不過構成了罪行的一個部分：當房利美被迫取消貸款時，它就將苦難擴散給了一大批美國中產階級。
美國人比崇拜他們的英國人私有化得少一些。但是，對像美鐵（Amtrak）這樣無人問津的公共服務有意不提供足夠資金，造就了一個遲早將會以低價賤賣給私人買主的不良設施。在紐西蘭，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期間逐步將鐵路和渡船私有化，其新業主毫不留情地剝掉了所有可售資產。2008年7月，惠靈頓的政府不情願地將拆分得七零八落、依然不能盈利的交通服務收回公共控制——其代價比當初合理投資所需的要高得多。
私有化歷程里，有輸家，也有贏家。在瑞典，在一次使政府財政收入極度匱乏的銀行危機之後，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保守）政府將該國到那時為止一直是由政府壟斷的退休金的14%從公共系統轉到了私人退休賬戶中。可以預見，這次轉讓的最大獲益人是瑞典的保險公司。以同樣的方式，英國的公用設施出售給出價最高的人，出售的條款還包括成千上萬工人的「提前退休金」（prepensioning）。工人們失去了工作，政府承擔著沒有資金來源的退休金負荷——但新的私人所有的公共設施公司的股東卻不再承擔任何責任。
將所有權轉讓給生意人，使政府能夠放下道德義務。這完全是有意所為：英國1979至1996年間（撒切爾和梅傑時代），政府通過合同外包給私營部門的個人服務份額從11%增加到了34%，增幅最大的是為老人、兒童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的院舍服務。剛剛私有化的院舍和護理中心自然會把服務質量降到最低點，以便增加利潤和紅利。這樣一來，福利國家就偷偷地被用來造福一小撮企業家和股東。
「合同外包」給我們提供了反對私有化的第三個，或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