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面對這個事實：保護個人自由和完全滿足我們公平分配的目的之間是互不兼容的。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保守主義——更不用說意識形態右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間是少數派的選擇。老派的、戰前的右派兩次失去了信譽。在英語世界，保守主義沒有能夠預計、理解和彌補大蕭條引起的大規模破壞。到戰爭爆發時，只有英國老保守黨的核心和鐵石心腸、一無所知的共和黨，才反對華盛頓的新政派們和倫敦的半凱恩斯主義者們富有想像力的應對危機的努力。
在歐洲大陸，保守派精英們為他們對佔領國的妥協（及更糟的行為）付出了代價。在東歐，中間和右翼的老黨派被他們的共產主義後繼者殘酷地摧毀了，但即使是在西歐也沒有傳統保守主義派的地盤。新一代的溫和派取代了他們的位置。
知識保守主義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去。有一個對正統現代思維無比蔑視的邁克爾·歐克肖特，就有一百個支持戰後共識的進步知識分子。沒有什麼人有空搭理自由市場主義者或「小政府主義者」，儘管大部分舊式自由主義者仍然本能地懷疑社會工程，他們還是承認很高層次的政府行動主義的，哪怕只是出於謹慎。誠然，1945年以後的政治爭論的重心不是左右之間，而是在左派內部：在共產主義及其同情者，和主流的自由社會民主主義共識之間。
在那些共識的年代裡，最接近嚴肅的理論上的保守主義的學說來自法國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英國的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和——儘管不太一樣的——美國的悉尼·胡克（Sidney Hook）。所有這三個人都會樂意被貼上「保守」的標籤：他們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既從倫理上又從政治上反共，浸潤在19世紀那種對無所不能的國家的懷疑之中。他們是不同形式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接受福利和社會幹預的必要性，還有累進稅和對公共利益的集體追求。但是，出於本能和經驗，他們反對所有形式的極權。
在那些年間，阿隆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對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毫不動搖的反對，和對美國的清醒的支持，儘管他從不否認美國的弱點。伯林因為他1958年的《兩種自由概念》的演說而出名，他區分了積極自由——追求只有國家才能保障的權利，和消極自由——個人不受干涉、自行其是的權利。儘管伯林將自己看作傳統自由主義的終結、同情他所認同的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所有改革願望，伯林還是成為下一代新自由主義者的奠基參照。
胡克像那個年代的很多美國人一樣，全力以赴地致力於反共鬥爭。這樣，他的自由主義在實踐中就演變成了對開放社會的傳統自由的辯護。按照傳統的美國標準，胡克這樣的人是社會民主黨人，只不過不這麼稱謂罷了：他們和其他像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那樣的美國「自由派」一樣，偏好同一類歐洲政治思想和實踐。但是，他對共產主義的強烈反感，又為他和更傳統的保守主義者架設了一道橋樑，在這道橋樑上，兩派在未來一些年間的步調越來越趨於和諧一致。
復興右派的任務變得容易，一是由於時間的推移——人們忘記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苦難，他們也隨之更容易受到傳統保守主義聲音的吸引——也是由於他們反對派的原因。學生運動的自我陶醉、新左派理論家和60年代一代的流行文化，招致了保守主義的反彈。右派現在聲稱，我們代表了一個國家或大陸甚至「西方」的「價值」「民族」「敬意」「權威」和遺產、文明，而「他們」（左派、學生、年輕人、激進的少數派）對此既不了解也不同情。
我們對這種說法習以為常了這麼久，右派顯然應當沿用這種說法。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前後，要聲稱「左派」漠視民族或傳統文化是很荒誕的，更別提說他們漠視權威了。恰恰相反，老左派在這些方面恰恰是不可救藥地守舊。對於凱恩斯、里斯、馬爾羅或戴高樂的文化價值觀，他們的左翼反對派是毫無批判地共享的：除了俄國革命之後一個很短的時期以外，主流的政治左翼在美學上和其他很多方面都著實傳統。如果右派只限於與社會民主黨人和老派的福利自由主義者們打交道，它就不可能取得文化保守主義和「價值」的壟斷地位了。
保守主義能夠指出他們和老左派之間的差異的，恰恰是在關於國家及其作用的問題上。即便是在這個問題上，也是直到7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保守主義者才有膽量挑戰他們前輩的「國家主義」，提出激進的方案，來解決他們所稱的野心過大的國家的「僵化」及其對私人主動性的削弱。
瑪格麗特·撒切爾、羅納德·里根和更舉棋不定的法國總統瓦列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ery Gidcard d'' Estaing）是第一批冒險與戰後共識這樣決裂的第一批主流中間偏右派政治家。誠然，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的總統選舉中已經開始向那個方向進軍，但是結果是災難性的。6年後，未來的保守黨首相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試探著提出了更自由的市場和更受限制的政府的提案；但是，人們激烈地、不公平地指責他「不合時宜地」求助於過時的經濟主張，於是只得草草鳴金收兵。
如希思的失足所表明，儘管很多人對無所不能的工會或冷漠的官僚感到憤怒，他們卻不願意支持全面大撤退。社會民主主義共識和它在制度上的具體體現可能乏味，甚至是家長制的；但它們行之有效，他們對此心知肚明。只要人們廣泛相信「凱恩斯革命」帶來的無法逆轉的變化，保守主義者們就動彈不得。他們可能贏得「價值」和「道德」上的文化鬥爭，但是，除非他們能夠迫使公共政策的爭論進入另一個領域，否則他們在經濟和政治鬥爭中註定是要失敗的。
因此，保守主義的勝利，以及後面30年帶來的深刻變革，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場知識革命的結果。在10年多一點兒的過程中，佔主導地位的公共對話的「典型」從對干預主義的熱忱、對公共利益的追求，變成了一種新的世界觀；瑪格麗特·撒切爾眾所周知的妙語最好地總結了這種世界觀：「沒有社會這個東西，只有個人和家庭。」在美國，幾乎完全同時，羅納德·里根因為他「美國處於早晨」的聲明而一直深得人心。政府不再是解決方案——政府就是問題本身。
如果政府就是問題本身，而社會並不存在，那麼，政府的角色就又被縮小成了提供方便或機會的人。政治家的任務是搞清什麼對個人最好，並且為他提供在最小干預前提下追求這個最好利益的條件。這和凱恩斯共識的差異再突出不過了：凱恩斯本人接受這樣的觀點：如果資本主義的運作被縮小到僅僅是為富人提供變得更富的手段，那麼，資本主義就不能生存下去。
在凱恩斯看來，正是這種對市場經濟運作的狹隘理解，將人們帶入了深淵。那麼，為什麼我們在自己的時代回到一個類似的誤區，將公共對話降格成以狹隘的經濟概念而進行的辯論？這樣輕而易舉地、明顯一致地將凱恩斯共識完全推翻，反對方的理論一定是十分強有力的。它們確實強有力，而且不是空穴來風。
我們是一場大眾並不熟悉的辯論的不自覺的後繼者。當被問到新（老）經濟思想背後是什麼時，我們可以回答，它是絕大多數與芝加哥大學有關係的英美經濟學家的傑作。但如果我們探究這些「芝加哥同學們」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我們會發現，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是一批外國人，所有人都是中歐來的移民：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
馮·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的傑出「鼻祖」。熊彼特因熱情地描述資本主義「創造性、毀滅性」的力量而著稱，波普爾出名則是因為為「開放社會」辯護和關於極權主義的著作。至於德魯克，他出版的關於管理的著作，對戰後繁榮那幾十年的商業理論和實踐有巨大的影響。其中三個人生於維也納，第四個（馮·米塞斯）生於奧地利倫貝爾（今利沃夫），第五個（熊彼特）生於離帝國首都北面幾十英里的摩爾達維亞。五個人全都受到了兩次大戰期間降臨在他們的祖國奧地利的災難的深刻震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劇變和維也納短暫的社會主義市政試驗（哈耶克和熊彼特參與了經濟社會主義化的辯論），奧地利於1934年發生了一次反動政變，然後在四年之後又遭受了納粹入侵和佔領。和其他很多人一樣，年輕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們因為這些事件而被迫流亡；所有的人，尤其是哈耶克，都將把他們的寫作集中聚焦在他們有生以來最關鍵的問題上：為什麼自由主義的奧地利分崩瓦解，投向了法西斯主義？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