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60年代這一代，帶著我們所有的偉大理想，因為我們的極端，而毀滅了自由主義。
——卡米爾·帕格利亞
代溝超越了階級和民族經歷，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奇事。當然，青年反叛的言辭表達只局限於極小的少數派：即使是在那個年代的美國，大多數年輕人也沒有上大學，大學的抗議也不一定代表所有年輕人。但是，代際抗議的更廣義的象徵，音樂、衣著、語言，卻因為電視、晶體管收音機和流行文化的國際化而廣泛流傳。到了60年代末期，將年輕人與他們的父母分別開來的文化鴻溝，可能比19世紀初期以來任何時刻都要巨大。
這種連續性的斷裂，與另一個結構性變化互相呼應。對老一代左傾的政治家和選民來說，「工人」和社會主義的關係，「窮人」和福利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不證自明的。「左派」長期以來一直和城市工業無產階級聯繫在一起，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無論對中產階級有何實用主義的吸引力，新政改革、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民主主義和英國的福利國家都依賴於可以預期的大批藍領工人及其農村盟友的支持。
但是，在50年代，這個藍領無產階級開始解體和縮小。傳統工廠、礦山和交通工業的艱辛工作讓位給了自動化、服務行業的興起和勞動力的逐步女性化。即使是在瑞典，社會民主黨人也不能僅靠傳統勞工的選票贏得選舉。建立在工人階級社區和工會組織基礎上的老左派，還可以指望一個團結的工業勞動階層內在的集體主義和團隊紀律（和服從）。但是，這個階層在人口中的比例在逐步縮小。
新左派，如它在那些年頭開始自稱的那樣，卻有相當大的不同。對年輕一代來說，「變革」不應當來自那種由被授權的代言人定義和領導的有紀律的群眾行動。變革本身似乎已經從工業化的西方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都一樣被指責為落後和「壓迫」。激進的創新和行動的主動權，如今要麼來自邊遠的農民，要麼來自一種新的革命成分。取代了男性無產階級，如今設想的候選人是「黑人」「學生」「女性」，不久以後，還有同性戀者。
由於這些新成分在國內國外都沒有在福利社會的機構里分別代表出來，新左派相當自覺地表明自己不僅要反對資本主義秩序的不公正，而且最主要是要反對最高形式的「壓迫性容忍」：正是那些有責任解放舊束縛或者為所有人的改善而努力的善意的監督員。
最重要的是，新左派及其大部分十分年輕的選民摒棄了他們前輩的那種與生俱來的集體主義。對從華盛頓到斯德哥爾摩的老一代改革者來說，顯而易見，「公正」「機會均等」或「經濟安全」是只有通過共同行動才能取得的共同目標。不管過度干預的自上而下的管制和控制有哪些缺點，它們都是社會公正的代價——一個值得付出的代價。
新一代看問題截然不同。激進派不再全神貫注於社會公正。將60年代這一代人聯繫起來的不是所有人的利益，而是每個人的需要和權利。「個人主義」——主張每個人都有權得到最大的私人自由，有無限的自由表達自己的自立願望，這種自由應得到全社會的尊重並制度化——成為了當時左翼的暗號。做「你自己的事」，「把真實的你和盤托出」，「要做愛，不要作戰」：這些目標並非天生就不吸引人，但它們從根本意義上來講是私人目的，而不是公共的善。毫不奇怪，它們導致了很流行的說法：「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60年代的政治就這樣演變成了個人對社會和國家的要求的總和。「認同」開始佔領公共話語：個人認同，性認同，文化認同。從這裡開始，到激進政治的分化瓦解、變異成多文化主義，只有小小一步。奇怪的是，新左派對遙遠國度的人們的集體屬性依然特別敏感，那裡的人可以被歸納進「農民」「後殖民」「底層」等特徵不明的社會類別。但是，一旦回到國內，個人佔有至高重要的地位。
不管個人的要求多麼正當，也不管他們的權利有多麼重要，強調這些東西附帶著一項不可避免的代價：共同的目標感逐步衰退。曾幾何時，人們從社會——或階級、社群——中尋找自己的規範的辭彙：對所有的人都好的東西，理所當然就是對任何人都好的東西。但是反過來就說不通了。對一個人好的東西，有可能對另一個人有價值或利益，但也可能沒有。早些時候的保守哲學家深諳此道，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藉助宗教語言和形象來為傳統權威及其對每個個人的要求進行辯護。
但是，新左派的個人主義既不尊重集體目標，也不尊重傳統權威：畢竟，它又新又左。它保留下來的是私人和私人衡量的利益和願望的主觀主義：如果某件事對我是好的，我沒有義務判斷它對別人是不是好事——更不會把它強加給別人（「做你自己的事」）。
誠然，很多60年代的激進派很熱情地支持強制選擇，但這僅僅是在這些選擇隻影響到他們所知甚少的遙遠的人們的時候。回過頭來看，西歐和美國這麼多人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熱情，而將國內的文化改革定義為個人主動性和自主性的最大化，確實令人吃驚。
遠遠地回溯起來，看起來未免有些奇怪：這麼多60年代的年輕人認同「馬克思主義」和種種激進事業，同時自己又絕不與墨守成規的準則和專制的目的同流合污。但是，馬克思主義是一把理論大傘，下面可以麇集各種互不相同的風格——尤其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繼承老一代激進派的虛幻的延續性。但是，在這把大傘下，受這個幻覺的影響，左派分化瓦解了，失去了任何共同的目標感。
相反，「左派」帶有一些相當自私的氣息。那些年間，身為左派、身為激進派，就是利己主義的、自我宣傳的，其關注之事也異乎尋常地狹隘。左翼學生運動更關注學校的門禁時間，而不是工廠的工作狀況；義大利上層中產階級的上大學的兒子們以革命正義的名義毆打薪水不足的警察；呼籲性自由的輕鬆嘲諷的口號，取代了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剝削者的憤怒口號。這並不是說新一代激進主義者漠視不公或政治瀆職：60年代的越戰示威和種族暴亂都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它們和所有集體目的都完全脫節，被理解成個人自我表達和憤怒的延伸。
精英領導的這些悖論——60年代那一代首先是福利國家本身成功的副產品，卻又向福利國家投以血氣方剛的鄙視——反映了精神力量的失敗。舊貴族階級讓位給了一代用意善良的社會工程師們，但兩者都沒有在他們的子孫那激進的不滿面前做好準備。戰後幾十年那種不明確的共識現在瓦解了，一種全新的、絕對不自然的共識圍繞著個人利益的至高無上性而開始形成。新激進主義者永遠不會這樣描述他們的目的，但是，正是值得讚揚的私人自由和令人討厭的公共限制之間的區別，最能令他們熱血沸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同一個區別，也適合於描述新近出現的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