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裡，我們每個人都從時代的共同繁榮中汲取力量，從集體信心中增強了我們的個人信心。或許，因為我們人類都不知感恩，我們那時沒有意識到那股洪流是多麼牢牢地、堅定地帶動著我們。但是，經歷過那個信心時代的所有人都知道，從那以後，一切都只有倒退和黑暗了。
——斯蒂芬·茨威格
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生於1883年，成長在一個穩定、發達和強大的英國：他有幸觀察到了這個自信的世界的崩潰，首先是作為戰時財政部的有影響的高級官員，然後是作為1919年凡爾賽和平談判的參與者。昨日的世界瓦解了，隨之而去的不光是國家、生命和物質財富，還有凱恩斯的文化和階層里所有令人安心的確定性。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誰都沒有預見到它的發生？為什麼沒有任何掌權的人做些有效的事情，保證它不再發生？
可以理解，凱恩斯將自己的經濟分析集中在不確定性上：與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那些自信的妙方正好相反，從此以後，凱恩斯將堅持人類事務從根本上是無法預料的。誠然，從經濟蕭條、法西斯專政和滅絕性戰爭中可以吸取很多教訓。但是，在凱恩斯看來，最主要的，正是平常百姓們被迫生存其中的這種新發現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加劇了集體恐慌的發作，腐蝕了自由主義的信心和組織。
那麼，怎麼辦呢？和很多人一樣，凱恩斯熟悉用中央集權和自上而下的計畫來彌補市場不足的吸引力。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對操控國家都有毫無顧忌的熱情。在公眾眼裡這遠不是缺陷，而恰恰可能是他們最強之處：希特勒倒台很久以後，當被問到如何看待希特勒時，外國人有時候還會說，至少他讓德國人重新回去工作了。人們常說，不管斯大林有哪些缺點，他至少讓蘇聯完全避免了大蕭條。即使是那個關於墨索里尼讓義大利火車正點運行的笑話也有一定道理：這有什麼不好？
要想讓民主重新立足——或者將民主和政治自由帶到從來不曾有過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國家，都必須了解獨裁國家的歷史。不然就會面臨風險：人們對那些或真實或虛構的成就的普遍懷戀。凱恩斯很清楚，如果沒有戰爭、佔領和剝削，法西斯經濟政策從長遠來說不可能成功。不過，他不僅察覺到用反周期的經濟政策防止未來蕭條的必要性，也察覺了「社會國家」的審慎美德。
這樣的「社會保障國家」的意圖不是為了將社會關係革命化，更不是為了開創一個社會主義時代。凱恩斯像那些年裡從事創新立法的大多數人一樣——從英國的克萊蒙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到法國的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到美國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本人——都是天生的保守派。那些年的西方領袖，全都是老年紳士，都出生在凱恩斯十分熟悉的穩定世界裡。他們也都親身經歷了痛苦的動蕩。就像朱塞佩·迪·蘭佩杜薩（Giuseppe di Lampedusa）的《利奧波德》中的主人公一樣，他們很明白，要想保守，就必須改變。
凱恩斯死於1946年，戰爭時期的操勞令他筋疲力盡。但他早就指出，缺少了對方，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都不會長久生存下去。而且，既然兩次大戰之間的歷史已經明確表明，資本家沒有能力保護他們自己的最佳利益，那麼，自由政府必須保護他們的最佳利益，不管他們喜不喜歡。
這就是一個有趣的悖論：資本主義確實得到了拯救，後來還繁榮幾十年，而這是因為當時（和自那以後）那些被認作是社會主義的變化。反過來，它也提醒我們當時的局勢有多麼嚴峻。聰明的保守派，比如說很多1945年後第一次上台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對政府控制經濟的「制高點」很少提出反對；他們也充滿熱情地接受了大幅度的累進位稅收。
戰後初期那些年，政治爭論中有一種道德化的特質。失業（英國、美國或比利時最大的問題）；通貨膨脹（中歐最大的擔憂，已經掠奪私人儲蓄好幾十年）；農產品價格太低（義大利和法國）以至於農民被迫離開土地，在絕望中加入了極端主義的政黨：這些都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從牧師到世俗知識分子，每個人都把它們當作對社會的道德凝聚性的考驗。
這個共識達成得異常廣泛。從新政派到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理論家，從英國執政的工黨到法國（和1948年共產黨政變之前的捷克）決定公共政策的「指示性」經濟計畫：每個人都相信國家。部分原因是，差不多每個人都擔心退步到剛剛過去的恐怖中，都樂意以公共利益的名義限制市場的自由。就像現在通過從聯合國到世界銀行等一系列國際組織和協議，世界被規範和保護起來；一個運行良好的民主國家，也同樣會在相應的國內布局中達成共識。
早在1940年，英國工黨一個小冊子作者埃文·德賓（Evan Durbin）就寫過，對當時朝向集體談判、經濟計畫、累進稅收、提供公共投資的社會服務的發展傾向，他想像不出能有任何「最小的改變」。16年以後，一位英國工黨政治家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更自信地寫道，從「對個人主義和自助的毫不妥協的信仰，到對團體行動和參與的信仰」，這之間發生了永久性的轉變。他甚至還斷言：「至於『看不見的手』的信條，和私人利益必然帶來集體利益的信念，在大蕭條中完全失敗了；即使是保守主義者和商人，現在都信奉集體政府為經濟狀況負責的學說了。」
德賓和克羅斯蘭都是社會民主黨人，也就是局內人。但他們並沒有錯。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英國政治有關公共政策達成了高度的共識，以至於主流的政治論點被稱為「巴特茨克爾主義」（Butskellism）：它把那些年裡溫和的保守黨部長R·A·巴特勒（R.A.Butler）和工黨反對派的核心領導人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不管他們有什麼別的分歧，法國的戴高樂派、基督教民主黨人和社會主義者對積極型的國家、經濟計畫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有著相同的信念。同樣，在斯堪的納維亞、比荷盧三國、奧地利，甚至是思想上四分五裂的義大利，也有同樣的左右決策的共識。
在德國，儘管社會民主黨直到1959年還在堅持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說教（若不是馬克思主義政策的話），他們和康拉德·阿登納總理（cellor Konrad Adenauer）的基督教民主黨相對來講還是差別不大。實際上，（在他們看來）正是那種令人窒息的在所有問題上的共識——從教育到外交到為大眾提供康樂設施，還有解釋他們國家那麻煩的過去——把年輕一代的德國激進分子推向了「議會外」活動。
即使在美國，整個50年代都由共和黨執政；當年事漸高的新政派這一代人物第一次在野時，向保守主義政府的轉變，儘管在外交事務甚至是言論自由方面有很重要的後果，在國內政策方面卻沒有什麼差別。稅收問題上沒有爭議，批准建設龐大的、由聯邦政府監督的洲際高速公路系統的，還是一個共和黨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儘管人們口頭上宣揚競爭和自由市場，那些年的美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抵制外國競爭，以及標準化、管制、補貼、價格保護和政府擔保。
對當前福利和未來繁榮的保障，緩和了資本主義中固有的不平等。60年代中期，林登·約翰遜推行了一系列開創性的社會和文化變革；他能夠這麼做，部分原因是因為，贊成新政式的投資、一攬子項目和政府倡議的共識還依然殘存著。當時顯著地將全國分化開來的是公民權和種族關係，而不是社會政策。
人們普遍認為1945—1975年是誕生了「美國生活方式」的某種奇蹟。經歷了「二戰」的老百姓們和他們的讚美60年代的下一代，這兩代美國人經歷了空前絕後的工作穩定和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在德國，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在一代之間就把國家從一個屈辱的、遍地瓦礫的戰敗國變成了歐洲最富庶的國家。至於法國，在那些年以「光榮特倫特」（Les Trente Glorieuses）的美名而著稱於世（沒有諷刺的意味）。在英國，在「富裕年代」的高峰，保守黨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向他的同胞保證「你的日子從來沒有這麼好過」。他是對的。
在有些國家（最著名的例子是斯堪的納維亞），戰後福利國家是社會民主黨的作為；在其他地方，比如說英國，「社會保險國家」在操作中不過是旨在扶助弱勢、減少極端貧富分化的務實政策。他們共同的成就是成功地控制了不平等。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貧富之間的差距，不管是用總資產還是年收入來衡量，我們就會發現，在所有歐洲大陸國家以及英國和美國，這個差距在1945年後那一代中大幅度縮小了。
更大的平等帶來了更多的好處。漸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