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們允許自己不聽從會計師的盈利測試，我們就開始改變了我們的文明。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只是想像一種不同的社會，為什麼我們都覺得這麼難？為什麼我們完全不能想像一種對我們的共同利益有利的不同秩序？我們命中注定永遠被圍困在功能失調的「自由市場」和被大肆渲染的「社會主義」的混亂之間嗎？
我們的無能為力是話語上的：我們只是不再知道如何談論這些事情。過去30年中，當我們問自己是不是支持一項政策、提議或者動議的時候，我們把自己局限在最狹義的經濟問題——利益和虧損上。但這不是先天就有的人類狀況：它是後天習得的。
我們曾經歷過這樣的情形。1905年，年輕的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1942年的報告將會奠定英國福利國家的根基——在牛津發表了一次演講，質問為什麼政治哲學在公共辯論中被古典經濟學遮蔽了。貝弗里奇的質問在今日同樣有力。但是，政治思想的銷蝕，和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本身毫無關聯。
確實，我們可能在考慮公共政策時局限在單純的經濟演算上，這在兩個世紀以前就引起了關注。描述早期商業資本主義的最敏銳的作家之一孔多塞侯爵（the Marquis de dorcet）就帶著厭惡預見到了這樣的前景：「在一個狂熱的民族眼裡，自由不過是保障金融活動之安全的必要條件。」那個時代的革命有一種將賺錢的自由和自由本身混為一談的危險。
我們也被攪糊塗了。今天常規性的經濟推理用「理性選擇」來描述人類行為，它不能預見也不能防止銀行倒閉，表面上傷痕纍纍，但顯然還是巋然不動。這種理論宣稱，我們都是經濟動物。我們追求自身利益（定義為最大化的經濟優勢），極少涉及譬如利他主義、自我否定、品位、文化習慣或集體目的等外在標準。只要得到足夠的和準確的「市場」信息，不管是真正的市場還是專事股票和債券買賣的機構，我們就會做出對我們個人和團體都有利的最佳選擇。
我所關注的不是這些設想是否真實。沒有人今天能夠一本正經地宣稱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說」還有任何殘留。老一輩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曾經指出，社會主義計畫的誤區是，它要求一種凡人從來不曾具有的、對現在和未來無所不知的完備知識。他們是對的。但是，這看起來也同樣適用於市場理論家：他們也不是無所不知，結果，後來發現他們其實一無所知。
梅納德·凱恩斯指責過他的經濟學批評家的那種「虛假的精確性」今天依然存在。更糟的是：我們偷偷走私進來一套誤導性的「道德」言辭來支持我們的經濟論斷，為我們赤裸裸的功利計算塗上一層沾沾自喜的光彩。比如說，當減少窮人福利時，英國和美國的立法者們都對他們不得不做出的「艱難選擇」表現出一種奇怪的驕傲。
窮人的投票人數比別的人口要少。因此，懲罰他們的政治風險很小：這類選擇又到底有多麼「艱難」？如今，我們為自己能夠堅強地造成他人的痛苦而感到驕傲。如果我們還使用「堅強」以前的定義，堅強應該意味著承受痛苦而不是增加別人的痛苦，那麼，我們可能會三思而後行，而不是這麼麻木地將效率凌駕於人類感情之上。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談論我們選擇管理社會的方式呢？首先，我們不能繼續在道德真空里評判我們的世界和我們做出的選擇。即使我們確認一個得到了足夠資訊、有自知之明的理性的個人永遠會做出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選擇，我們仍舊需要探詢這些利益究竟是什麼。它們不能從個人的經濟行為中推斷出來，因為這樣一來就是循環論證了。我們應當探詢平常百姓們自己要些什麼，在何種條件下這些需要可能得到滿足。
顯然，我們不能沒有信任。如果我們確實互相不信任，我們就不會為互相支持而納稅。因為害怕來自我們那些不值得信任的同胞的暴力和欺騙，我們也不會貿然行事。此外，信任也不是一種抽象的美德。資本主義在今天受到這麼多人的批判，這些批判並非全部來自左翼；其中一個原因是，市場和自由競爭也要求信任和合作。如果我們不能信任銀行家會誠實行事、貸款經紀人會誠實介紹他們的貸款、公共監管機構會揭發不誠實的交易人，那麼，資本主義本身就會陷於停頓了。
市場不會自動產生信任、合作和為了共同利益而進行的集體行動。恰恰相反：經濟競爭的本性就是，打破常規的參與者，至少在短期內，會戰勝那些更注重倫理的競爭者。但是，資本主義無法從這種玩世不恭的行為里長久地存在下去。那麼，為什麼這種潛在的自我毀滅的經濟秩序系統維持了那麼久呢？或許是因為伴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而來的約束、誠實和節制的習慣。
但是，這類價值遠遠不是資本主義的本性里所固有的，而是來自古已有之的宗教或社群習俗。靠著傳統的約束、世俗和教會精英持久的權威的支持，資本主義的「看不見的手」一直給人一種幻覺，似乎它能夠不犯錯誤地彌補資本主義實踐者們的道德缺陷。
這些開始時的美好條件不再存在了。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無法從內部產生這些條件，正因如此，社會批評家和宗教批評家（尤為引人注目的是20世紀初主張改革的教皇利奧八世）提醒人們注意毫無管制的市場經濟和極端分化的貧富差距對社會造成的腐蝕性威脅。
近至20世紀70年代，認為生活的核心就是變富、政府的存在就是為了幫助人們變富的觀點會被嘲笑：不僅會被資本主義的傳統批評家們嘲笑，也會被很多堅定地為資本主義辯護的人嘲笑。在戰後那幾十年，人們對為財富而追求財富普遍更為冷漠。1949年對英國男學生的一項調查發現，男生越聰明，他就越可能選擇一種工資一般但有趣的工作，而不是一個僅僅掙錢很多的職業。 今天的小學生和大學生，除了找一份掙大錢的工作，別的什麼都不想。
我們培養出了對追求物質財富孜孜以求、對其他那麼多東西都無動於衷的一代人，我們如何開始彌補呢？我們或許可以這麼開始，提醒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從前不是這樣的。「經濟學式」地思考，就像我們在最近30年里所做的，並不是人性所固有的。曾經，我們對我們的生活有不同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