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不能習慣的生活條件，尤其是當他看見周圍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這些生活條件的時候。
——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在「平等化」那漫長的幾十年中，認為這些進步會經久不衰的觀念變成了常識。不平等的減少是自我肯定的：我們越平等，我們就相信我們可能變得更平等。反過來說，30年來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也尤其使英國人和美國人相信，不平等是一種生活的自然狀態，我們對此無能為力。
即便談及減輕社會弊病，我們也認為只要經濟「增長」就夠了：繁榮和特權會自然而然地隨著社會總財富的增加而分散開來。可悲的是，所有的證據都表明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艱難時期，我們認為再分配既是必須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榮時期，經濟增長一般都是有利於少數人，而加劇多數人的相對劣勢。
我們經常對此視而不見：總財富的全面增長，掩蓋了分配上的差距。這個問題在落後社會的發展中是司空見慣的——經濟發展對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務於能夠利用這個機會的極少數人。當代中國和印度都印證了這一論點。但是，美國，這個完全發展了的經濟體，其「基尼係數」（傳統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和中國幾乎完全一樣，卻是異乎尋常的。
在不平等及其弊病中生存是一回事，陶醉於其中又是另一回事。到處都有一種引人注目的傾向：崇拜巨富，稱頌其顯赫地位（「富人和名流的生活方式」）。我們見過這種情形：早在18世紀，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就觀察過他的同時代人相同的傾向：「人類中的部分民眾是財富和顯貴的欽慕者、崇拜者，而且，更奇怪的是，他們更多時候是無私的欽慕者和崇拜者。」
在斯密看來，這種對財富本身毫無批判的阿諛奉承不但毫不吸引人，而且還是現代商業經濟一個潛在的毀滅性的特徵；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特徵會削弱資本主義那些在他看來需要維持和滋養的特性：「這種對有錢有勢者的欽佩乃至近乎崇拜，對貧窮卑微之人的蔑視，或至少是忽視……（是）……我們的道德情操敗壞的極大的和最普遍的原因。」
我們的道德情操確實是敗壞了。我們對錶面上合理的社會政策所需付出的人類代價變得毫無知覺，尤其是我們得知這些政策會促進總體繁榮，由此——意味著——也會促進我們個體的利益。看看柯林頓時代尋求全面改造福利政策的法規——1996年的《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法案》（明顯是奧威爾式的）。這條法案宣稱的目的是縮減全國領取福利的人數。達到這一目標的辦法是扣壓任何不尋找（以及找到後不接受）帶薪就業機會的人的福利。這樣，僱主可以用任何他能夠提供的工資水平吸引工人——因為他們不能拒絕一份工作，不管這份工作多麼討厭，否則就有得不到福利的危險——不僅享受福利的人數大大下降，工資和商業成本也下降了。
此外，福利還帶來明顯的恥辱。接受公共資助，不管是幼兒撫養費、食品券還是失業救濟，都是該隱的記號：是個人失敗的標記，證明某人不知怎麼地就從社會的夾縫中摔下去了。在當代美國，失業率不斷上升的年代，沒有工作的男人或女人就這樣受辱：他們不完全是社區的正式成員了。甚至是在社會民主的挪威，1991年的《社會服務法》也給了地方政府對所有申請福利的個人要求相應工作的權力。
這個法案應當讓我們想起將近200年前在英國通過的一項法案：1834年的《新濟貧法》。通過查爾斯·狄更斯在《霧都孤兒》（Oliver Twist）里的描繪，我們很熟悉這項法案的條款。當諾亞·克萊波爾在那個著名的場景里對著小奧利弗冷笑，稱他為「貧民習藝所」的時候，他在1838年表達的意思，恰恰是我們輕蔑地將人稱為「福利皇后」時要表達的意思。
《新濟貧法》令人不能容忍。它強迫窮人和失業者做出這樣的選擇：要麼給錢就工作，不管工資有多低；要麼承受貧民習藝所的羞辱。這就和19世紀其他形式的（仍然被當作和描述成「慈善」）公共援助一樣，援助和支持的水平被刻意設計得比最壞的現有選擇還要缺乏吸引力。這項法案借鑒了當時的經濟理論，這些理論完全否定有效的市場里會有任何失業的可能：如果工資都降得足夠低，沒有任何別的有吸引力的工作選擇，每個人最終總會找到一份工作。
隨後的150年中，變革者們努力廢除這些令人感到屈辱的做法。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濟貧法》和其他國家的類似法案逐漸被取代，提供公共援助成為了正義之事。沒有工作的公民不再因為不幸失業而被人認定不該得到公共援助；他們不會因為自己的境況而得到懲罰；他們作為社會成員的資格也不會受到隱含的貶損。更重要的是，20世紀中期的福利國家確信：將社會地位解釋為經濟上的好運起了作用，這是極端無禮的行為。
維多利亞時代的唯意志論的倫理和苛刻的資格篩選標準被普遍的社會救濟所取代，儘管國與國之間各有區別。不能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不再被當成一種恥辱，而是完全無損名譽的、人們依賴自己同胞的偶然狀況。需要和權利得到了特別的尊重，失業是品行不端或者努力不夠的觀念，則被人們摒棄了。
今天，我們又重新恢複了以前的維多利亞先輩們的態度。又一次，我們只相信刺激、「努力」和獎勵——再加上對不夠努力的懲罰。聽聽比爾·柯林頓或瑪格麗特·撒切爾的解釋：給所有需要福利的人提供全面的福利是很愚蠢的。如果工人們沒有陷入絕望，他們為什麼要工作？如果政府付錢讓人們閑著，他們還有什麼動力去尋找帶薪的工作？我們重新回到了強硬的、冷漠的啟蒙時代的經濟理性，伯納德·曼德維爾1732年的論文《蜜蜂寓言》最早也最好地闡述了這種理論。在曼德維爾看來，「除了他們的需求外，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激勵工人們出力幹活，對他們的需求可以謹慎地緩解，但要完全滿足是很愚蠢的」。托尼·布萊爾都不能說得比這個更好。
福利「改革」恢複了可怕的「經濟情況調查」（mea）。讀過喬治·奧威爾的人會想起，大蕭條時期英國的窮人只有在當局通過冒犯性的詢問斷定他們確實用完了自己的積蓄以後，才能申請貧民救濟。30年代美國也對失業者進行了類似的調查。X·馬爾科姆在回憶錄中回憶起那些「調查」他家的官員們：「每個月的福利調查是他們的門票。他們的舉動，好像他們擁有我們一樣。不管我媽媽多麼想這麼干，她卻沒法把他們拒之門外……我們不懂為什麼，如果政府願意給我們一包包的肉，一袋袋的土豆和水果，一罐罐別的東西，我們的媽媽卻很明顯地痛恨接受這些東西。我後來才明白，我母親是絕望地試圖維護她的自尊和我們的自尊。自尊差不多是我們唯一能夠保留的東西了，因為到1934年時，我們真的開始受苦了。」
與英美政治話語中流行的臆想相反，很少人樂於領取施捨：衣物、鞋、食品、租金補貼或孩子們的學慣用品。簡單來說，領取施捨會蒙受恥辱。讓社會中的失敗者恢複尊嚴和自尊，是標誌著20世紀進步的社會改革的核心綱領。今天，我們再次背棄了它們。
儘管對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自由企業」「私營部門」「效率」「利潤」和「增長」毫無批判的崇拜在近些年來很流行，這個模式本身，卻只在愛爾蘭、不列顛和美國才沾沾自喜地完全實行著。愛爾蘭沒什麼太多可說的。所謂的「勇敢的凱爾特小老虎」的「經濟奇蹟」包括一種不規範的低稅制，可以預見地吸引了外來投資和熱錢。公共收入不可避免地降低，由備受詬病的歐盟提供的補助來進行補償，而歐盟又主要是由據說是很無能的德國、法國和荷蘭等「舊歐洲」經濟體來資助的。華爾街的狂歡破產時，愛爾蘭的泡沫也隨之破滅了。它不會很快再膨脹起來。
英國的情況更有意思：它同樣表現出美國最壞的特徵，卻沒有給大不列顛提供最好地代表了美國進步的那種社會和教育流動性。總體上看，1979年以來的英國經濟尾隨著它的美國同伴的衰落：不僅傲慢地對其受害者漠不關心，而且還以國家的工業基礎為代價，對金融服務表現出不計後果的熱情。銀行資產在GDP中所佔的份額，從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初，一直穩定在70%上下，而到2005年，它卻超過了500%。隨著國民總財富的增長，倫敦以外和特倫特河以北大部分地區的貧困也加劇了。
可以肯定，即使是瑪格麗特·撒切爾也不能完全摧毀在中產階級下層中很受歡迎的福利國家，就是這同一個下層中產階級熱情地把她選上台的。這樣，與美國相反，英國底層越來越多的人們，仍然能夠得到免費的或很便宜的醫療服務、微薄但有保障的養老金、所剩無幾的失業救濟和殘存的公共教育系統。如果英國像有些觀察家們近年所總結的那樣「破碎」了，至少其碎片還被安全網接住了。要看一個陷入了繁榮和美好前景的幻境、讓失敗者自生自滅的社會，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