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部分成員都貧窮而悲慘，沒有一個社會能夠繁榮幸福。
——亞當·斯密
貧窮是一個抽象概念，即使對窮人也是如此。但集體貧窮的癥狀，卻在我們周圍四處可見。殘破的高速公路，破產的城市，倒塌的橋樑，破敗的學校，失業的、低薪的、沒有保險的窮人：都表明一種集體性的意志的失敗。這些病症如此流行，以至於我們已經不再知道怎麼談論出了什麼問題，更別說開始解決這些問題了。但是，有些事情完全錯誤。即便美國在阿富汗徒勞無功的軍事行動中投入幾百個億的預算，我們還是對所有為社會服務和基本建設增加公共開支的意圖，感到煩躁不安。
要理解我們陷入的這個泥坑有多深，必須首先衡量我們所面臨的變化的廣度。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社會都變得不那麼不平等了。由於有了累進稅、政府對窮人的補貼、社會服務和對極端不幸提供的保障，現代民主正在擺脫極端的富有和貧困。
可以肯定，大差別還是存在的。基本上是平均主義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更加多樣化的南歐社會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大西洋世界的英語國度和大英帝國，仍然繼續反映出長期存在的階級差別。但是，每個國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愈來愈不能容忍極端的不平等，開始運用公共供給來彌補私人的不足。
在過去這30年中，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在不同的國家所指有所不同。最極端的私人特權和對公共事務的冷漠重又在美國和英國出現：這裡是熱心於放鬆管制的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儘管彼此遠隔的國家如紐西蘭和丹麥、法國和巴西都時不時表現出一些興趣，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比得上英國和美國，30年來始終專心致力於瓦解幾十年來的社會立法和經濟監督。
2005年，美國21.2%的國民收入屬於國民中1%的人口。比較而言，1968年，通用汽車公司總裁掙得的工資和福利，相當於一個普通通用汽車公司僱員的66倍。今天，沃爾瑪總裁的收入，是他一個普通僱員工資的900倍。事實上，沃爾瑪創始人一家的全年收入，據估計（9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40%最下層人口（1.2億）的總收入。
就收入、財富、保健、教育和生活機遇來說，英國現在也比20世紀20年代以來更加不平等了。英國的窮孩子比歐盟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1973年以來，扣除稅金、保險費後的實得工資的不平等，在英國也比除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增長更大。1977年到2007年之間，英國創造的新工作，要麼是在薪階的最高端，要麼是在薪階的最低端。
後果很明顯。代際流動崩潰了：與他們的父輩和祖輩相比，英國和美國的兒童很難指望在出生環境的基礎上有所改善，窮人繼續窮下去。絕大多數人的經濟弱勢，意味著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機會和越來越嚴重的眾所周知的抑鬱症的癥候：酗酒、肥胖症、賭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業者或未充分就業者失去他們本來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變成經濟的累贅。焦慮和壓力經常接踵而至，更不必說疾病和早逝。
收入差距使這些問題更加惡化。因此，精神疾病的發病率在美國和英國與收入密切相關，而在所有歐洲大陸國家，這兩項指標之間沒有什麼關係。甚至信任，亦即我們對同胞的信任，也和收入差距呈負對應關係：1983年到2001年之間，美國、英國和愛爾蘭的不信任程度明顯增加，而正是在這三個國家中，不受管制的追求個體自我利益的原則經常被應用在公共政策上。別的國家中，找不到類似的相互不信任的增長。
即使在單個國家之內，不平等也在塑造人們的生活中起著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國，一個人長壽和健康地度過一生的機會，與其收入密切相關：富有地區的居民可以期望活得更久、更健康。美國更貧窮的州的年輕婦女，和她們在更富有的州里的同齡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幾歲時就懷孕——她們的嬰兒存活的可能性也較小。同樣，一個不受歡迎的區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國內較富有地區的人從高中輟學的可能性更大。至於那些仍在上學的窮人的孩子：他們的相對表現較差，分數也較低，得到的就業機會更少，收入更低。
因此，不平等不僅本身沒有吸引力，而且還和病態的社會問題明顯相關，我們只有了解這些問題的內在原因，才有希望解決它們。嬰兒死亡率、壽命、犯罪、監獄人口、精神疾病、失業、肥胖、營養不良、未成年少女懷孕、非法使用毒品、經濟不安全、個人債務和焦慮，在美國和英國比在歐洲大陸更加顯著，不是毫無原因的。
富有的少數人和貧窮的多數人之間的差距越大，社會問題就越嚴重；這個論斷，似乎在富國和窮國都是正確的。關鍵不是一個國家有多富裕，而是這個國家有多麼不平等。因此，瑞典和芬蘭，按人均收入或GDP（國內生產總值）來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兩個國家，它們最富有的和最貧窮的國民的差距卻非常小——在可以衡量的幸福指標上它們也一直領先於世界。與此相反，美國儘管有巨大的財富總額，在這些指標上卻總是得分很低。美國在醫療上花大量的錢，但美國人的壽命還是低于波斯尼亞，只比阿爾巴尼亞高一點兒。
不平等是有腐蝕性的。它使社會從內部腐爛。物質差異的影響，要過一定時間才能顯現出來，但是，在適當的時候，對地位和商品的競爭逐步加劇；人們感覺出越來越強烈的以佔有為基礎的優越感（或自卑感）；對那些處於社會階梯下層的人們的偏見逐步固化；犯罪率上升，社會劣勢的病態也變得前所未有地明顯。無管制地創造社會財富的惡果，確實是非常慘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