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禁不住擔憂，人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由於他們把每個新理論都看成危險，把每個發明都看成自討苦吃的麻煩，把每次社會進步都當成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他們有可能完全拒絕任何行動。
——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
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有某種根本性的謬誤。30年來，我們把追求物質上的自我利益變成了一種美德：確實，恰恰是這種追求，如今構成了我們唯一倖存的集體目的意識。我們知道各種東西的價錢是多少，但對它們的價值幾何卻一無所知。我們不再質疑一項司法判決或立法行為：它善嗎？公平嗎？正確嗎？它會帶來一個更好的社會或更好的世界嗎？這些問題曾經是根本性的政治問題，儘管它們不能被輕易回答。我們必須再次學習提出這些問題。
當代生活的物質主義和自私性，並不是人類生存條件中天然固有的。許多今天看起來「自然」的現象，都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對創造財富的迷戀，對私有化和私營部門的頂禮膜拜，愈加惡化的貧富差距。更重要的是，伴隨著這些現象的聒噪說辭：對不受約束的市場毫無批判的崇拜，對公共部門的蔑視，對無限增長的幻想。
我們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了。2008年的小型崩潰提醒我們，毫無規範的資本主義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敵人：它遲早會成為自己走向過分極端的犧牲品，再次仰仗國家來伸手搭救。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是收拾一下殘局、然後一切照舊，我們在未來的年度里將會遭遇更大的動蕩。
但是，我們好像不能想像有什麼別的選擇。這也是一種新現象。直到最近以來，自由社會的公共生活還一直是在保衛或批評「資本主義」的辯論的陰影下進行的：批評「資本主義」的人往往認同這樣那樣的「社會主義」。到20世紀70年代，這場辯論在很大程度上對雙方都失去了意義；儘管如此，「左右」之分仍然有它的用處。它提供了一個掛鉤，可以在上面懸掛上對當代事務的批判性評論。
從左翼看，馬克思主義對幾代年輕人有吸引力，正是因為它給人們提供了一種脫離現狀的途徑。古典保守主義也差不多是這樣：對過分倉促的激變的全面厭惡，為那些不願意放棄天長日久形成的慣例的人提供了家園。今天，左派右派都失去了落腳點。
30年來，學生們一直在向我抱怨：「你們當然容易啦」：你們這一代人有理想，有思想，你們相信某種理念，你們能夠變革。「我們」（「八〇後」「九〇後」和「〇〇後」）卻一無所有。從很多方面看，我的學生們是對的。我們確實很容易——就像我們之前的那幾代人也很容易，至少在這層意義上。一幫年輕人對他們生活的空虛、對他們的世界那種令人沮喪的無目的性表達出類似的挫折感，上一輪還是在20世紀20年代：歷史學家們談及「迷惘的一代」，並不是一種偶然。
如果今天的年輕人陷入迷惘，原因並不是缺乏目標。和學生或小學生挑起任何話題，都可以引出令人觸目驚心的一串焦慮。事實上，成長中的一代在敏銳地為他們即將繼承的世界而擔憂。但是，伴隨著這種擔憂的，是一種普遍的沮喪情緒：「我們」知道有什麼不對，有很多我們不喜歡的東西，但是，我們該相信什麼？我們該怎麼辦？
這是對前一個時代的態度具有諷刺意味的轉向。在過去那個自信的激進教條時代，年輕人從來不會舉棋不定。60年代最典型的色調就是那種唯我獨尊的信心：我們就是知道如何改變世界。正是這種過分傲慢部分程度上導致了隨後的反向反彈；如果左派要重獲自己的財富，一定要謙虛行事。無論如何，你必須首先辨別出一個問題，然後才能著手解決它。
這本書是寫給大西洋兩岸的年輕人的。美國讀者可能會因為書里頻頻提及社會民主主義而感到震驚。在美國，人們不常提及社會民主主義。當記者和評論家主張用公共資金資助社會目標時，他們更有可能把自己描述成——他們的批評家也將他們描述成——「自由主義者」。但這樣說很含混。自由主義者是個值得尊敬和尊重的標誌，我們應當很自豪地佩戴這個標誌。但是，就像一件設計精良的外衣一樣，它掩藏的多，揭示的少。
自由主義者是反對干預他人事務的人：他能夠容忍不同的態度和非傳統的行為。自由主義者有史以來就主張將他人排斥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給個人以最大的生存空間，以自己選擇的方式發展。這種態度的極端形式，在今日和自封的「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s）聯繫在一起，但這個概念大體上是多餘的。大多數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仍然傾向於不干預他人。
另一方面，社會民主主義者是某種混合體。他們和自由主義者一樣致力於文化和宗教寬容。但是，在公共政策上，社會民主主義者相信為了公共利益而採取公共行動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像大多數自由主義者一樣，社會民主主義者贊成通過累進稅來支付個人無法為自己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其他社會產品；但是，很多自由主義者會將這種稅收和公共福利看作必要的邪惡，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對好社會的設想，一開始就給國家和公共部門分派了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可以理解，社會民主主義在美國很難推行。我的目標之一，是建議政府可以在不威脅我們自由的前提下在我們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並且論證，既然國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會和我們同在，思考我們想要什麼樣的國家，必將有所裨益。無論如何，20世紀進程中美國立法和社會政策中很多最好的東西——我們被催促著以效率和「小政府」名義加以摧毀的一切，在實踐中正好和歐洲人所稱的「社會民主主義」相呼應。我們的問題不是如何去做；我們的問題是如何談論它。
歐洲的難題有所不同。許多歐洲國家一直在進行著類似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但他們忘記了如何提倡社會民主主義。當今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處於守勢，需要辯護。有人批評歐洲模式太貴、經濟上效率低，他們對此也不予反擊。然而，福利國家在其受益人中卻一如既往地受歡迎：歐洲沒有一個地方有人支持廢除公共醫療、結束免費或補貼的教育、減少提供公共交通和其他基本服務。
我想對大西洋兩岸的傳統觀念都提出挑戰。確實，目標已經大大弱化了。21世紀的頭幾年，「華盛頓共識」大行其道。不管你走到哪裡，都有一個經濟學家或「專家」在闡述放鬆管制、小政府和低稅率的優點。看起來好像凡是公共部門能夠做的，私人都會做得更好。
從「愛爾蘭奇蹟」（「凱爾特虎」的房地產泡沫的繁榮）的受惠者，到前共產主義歐洲的教條化的超資本主義者，華盛頓學說受到各處的意識形態啦啦隊的歡迎。就連「老歐洲人」也被席捲進來。歐盟的自由市場項目——所謂「里斯本議程」，法國和德國政府熱火朝天的私有化計畫，都見證著批評它們的法國批評家所稱的新「單一思想」（pensée unique）。
今天，已經有了部分覺醒。為了避免國家破產和全盤的銀行倒閉，政府和中央銀行都進行了顯著的政策逆轉，為了追求經濟穩定而大筆花費公共資金，毫不猶豫地將失敗的公司納入公共控制之下。數量驚人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曾經對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其芝加哥同事們頂禮膜拜，如今也排起隊來，「鋪上麻布和爐灰」，向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宣誓效忠。
這一切都可喜可賀。但它並不能構成一場知識革命。恰恰相反：正如對奧巴馬政府的反應所顯示的，轉向凱恩斯經濟學只不過是一次戰術性撤退。《新勞工法》也同樣如此，總體上一如既往地忠實於私營部門，尤其是倫敦的金融市場。確實，這場危機的一個後果是挫傷了歐洲大陸人對「英美模式」的熱情；但是，最主要的受益人仍然是那些曾經那麼熱衷於模仿華盛頓的中間偏右黨派。
簡而言之，對強有力的國家和干預性政府的實際需要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沒有人在「重新思考」國家。人們仍然明顯地不情願站在集體利益或原則的立場上捍衛公共部門。驚人的是，金融危機之後歐洲的一系列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一直戰績不佳；雖然市場崩潰了，他們顯然還是無法振作起來。
想要人們對他們認真對待，左派就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令人憤怒的事情很多：財富和機會日益加劇的不平等；階級和階層的不公正；國內和國外的經濟剝削；腐敗、金錢和特權阻斷了民主的血脈。但是，僅僅是找出「系統」的缺陷，然後像彼拉多那樣撤退，對後果毫不關注，已經不夠了。過去幾十年里不負責任地在修辭上嘩眾取寵，沒有給左派帶來什麼好處。
我們進入了不安全的時代：經濟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對此毫無所知，這個事實只是一點小小的安慰：1914年，也很少有人預見到他們的世界的徹底崩潰，以及隨後而來的經濟和政治災難。不安全滋生恐懼。而恐懼——對變化的恐懼、對衰退的恐懼、對陌生人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