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改革是戊戌維新的重頭戲之一，由讀書人發起的這場變法運動，對一向被視為生命的科舉與八股文，投去了過多的關注。因為人們習慣地將人才的得失看做國家興亡的關鍵所在。開始於戊戌變法的科舉改革，雖經波折，但終於在二十世紀初的清廷新政中完成。然而，它還是給日後的中國留下了一個未竟的銓選難題。
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它總是十分注重從社會各階層選拔人才來充實更替政府官員，一方面是廣泛地吸收人才資源，一方面是消融反叛於萌芽，儘可能地化解心懷異志者的異心。同時也有藉此貫徹官方意識形態的作用。中國傳統政治體系特有的銓選系統，只有在中國這種身份不固定，「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社會裡才能實行，而西歐中世紀那種層層封建、身份固定世襲的社會是不可能的。
中國傳統政治的銓選制度經過一個漫長的演變，秦是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由於二世而亡，銓選未及健全，依靠原來戰國年代從各國吸收的人才加上軍功與納粟而得爵者，以足敷用。兩漢的銓選制度已相當完備，不僅具有選拔功能，而且初具意識統制的功效。兩漢的銓選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察舉和自上而下的徵辟，被征舉者被要求「知書」（秀才）「達禮」（孝廉）。
征舉制的弊病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推舉人不是地方官即為中央官，推舉難免摻上個人私意，甚至成為培植個人勢力的一種手段。鑒於這種弊病，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征舉制改為九品中正制，即由專門的中正官來執行原來由各級官吏執行的察舉推薦任務。結果，情況更糟，中正官很快就被高門豪族控制，造成了上品無寒門的畸態情勢。
隋唐逐漸建立完善了考試製度，仕進的門類有進士科、明經科、明算科等等，以收攬各種人才。應該說，唐代通過科舉吸收的人才之盛，堪稱各代之首。唐太宗「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之慨，不為無因。
白宋代以降，科舉制度日趨完善，不僅考試製度完備縝密，選拔除官制度也滴水不漏。也正是從宋代開始，科考開始與儒家經義有了最緊密的關係，而且是唯一的關係，想步入仕途的人，必須熟讀儒家經典不可。
後來如過街老鼠般名聲的八股文，就是在科舉制度走向成熟之際，成為科舉的一部分的。據考證，八股文之源出於北宋王安石變法。北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推行全面變法，將科舉考試原來沿用唐朝明經科帖經、墨義的做法，改為演繹經義為文。原來的帖經、墨義，只要考舉子對儒家經典的背誦（將帖上的經文複述出來，默寫出規定的一段經文）程度，而這一改，就改成了對經文的論說闡發。「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此後，科考之文由於統治者的有意誘導，沿著增加「文采」和墨守經義的方向走下去，就變成八股文，人又稱四書文或時文。
在明憲宗成化年間，八股文已經成型，這種文體採用排偶句式，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分「起」（破題）、「承」（承題）、「轉」（起講）、「合」（結束）四部分，每部分兩支對偶的文字，因對稱像兩條腿，故稱為「股」，二四得八，遂得八股之名。
八股的文體是程式化的，而精神內涵則以朱熹整理與注釋的《四書》《五經》為準。所以內容也趨於固定化或者說僵化了，考生必須嚴格地按朱注的路子說話，而且是模仿聖賢（孔孟）的口吻說話，所謂「代聖賢立言」。考試出題全由四書五經中選取甚至截取現成的文句，所以考生要想中式，背誦背熟四書是前提條件（由五經出題者較少）。再加上考試時必須揣摩「聖人之意」，加以演繹，所以，對經文不僅要熟，而且還要有點體會，就是說你要有能根據試題的經文文句以及上下句環境說出一些意思來。這樣，通過科舉這個槓桿，統治者很巧妙而且有效地貫徹了意識統制的精神，程朱理學在這裡成了封建王朝意識形態的鉗制工具。
八股文程式固定，文句要求對偶，聲調上平仄分明，還必須合轍押韻，破題不能直言犯到原題之字，但卻必須講出原題的意思，考試成了文字遊戲。充斥了類似「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這樣的廢話、空話。有人戲筆「三十而立」為題的八股破題日：「兩當十五之年，雖有椅子板凳不敢坐矣。」雖是惡作劇，但不能說不符合八股的要求。
明清以來，商家坊間刻印的中試八股選本就像今日高考、考研的複習資料一樣，滿天飛。清代官方也由方苞出面，編選了明清兩朝諸大家時文四十一卷，定名《欽定四書文》，作為全國試子的八股文範本。結果，幾乎所有應試舉子都把這種中試時文作為案頭首要，相對冷落了統治者所要他們必讀的聖賢之書。據說曾出現過這樣的笑話，清代有位中試舉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傳》為何書，貽笑海內」。
但是，八股也有它的妙處，一來是批卷標準容易掌握，二來應試者沒有一定的文字功夫與技巧作不好八股，所以考試也能考出一定「水平」來，也就是說，沒有取中的人雖然未必沒有才能，但取中的人也需有點才智才行。三來就是可以通過考試強化儒家倫理道德意識，便於推行統治意識。
但是，八股畢竟有那麼些弊病，所以自從它出世以來，不斷遭到士人的抨擊，事實上，就是那些藉此得以高中的士人，對八股也是一副不屑的面孔。明末的文人居然將明朝滅亡的原因歸咎於八股，有首流傳甚廣的「士謠」就這麼說：「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拜。」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認為八股取士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禍害，秦始皇不過坑了四百個儒生，而八股坑害的儒生何止千百萬。有清一朝，批評八股的呼聲從未斷過，乾隆時有人還特意編了打油詩：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日昏迷。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不僅如此，明清之際的小說像《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都對八股取士極盡譏諷挖苦之能事，反映了文人們相當普遍的對八股取士的反感情緒。
明清之際的帝王也偶爾會對科舉和八股取士的功用心懷疑慮。明太祖朱元璋以馬上得天下後，迫不及待地開科取士，連考三年，中舉的人一律免於會試直接授官，可是他發現取中的文章之士辦事能力不盡如人意。於是一轉念下令停考，改為薦舉，不想薦舉弊病更多，被舉之人相形之下還不如考的，而且還有結黨營私的大弊病。兩害相權取其輕，朱元璋終於想通了這個道理，於是科舉又發展了下去。清朝康熙初年，也曾在反對八股取士的呼聲中決定廢止八股文，將鄉、會試首場的試八股制藝改為考策論，但是也只實行了兩科，比較起來，覺得還是考八股穩妥，於是又復其舊。
通過科舉的獨木橋進入仕途的讀書人並不多，每年上千的舉人與拔貢，三年才出幾百個進士，能躋身這些人中間才算是有了出息，更多的人只有在攀升的階梯下端掙扎的份。但是科舉千百年來的確吸引了全國讀書人的目光和精力，「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名不虛傳。儘管科舉考試製度也有很多弊病，但比較起來，不能說不是一種比較好的銓選制度，考試中舞弊行為也有，但總的來說，明清之際考試還算規矩，由於制度很縝密，皇帝又很重視，科場取士還算公平。它保證了皇朝源源不斷地可以從中下層士人中汲取人才資源。雖然考試內容不甚合理，但想要入仕的讀書人會適應它，就像《皇朝續文獻通考》所云：「顧皇朝開國二三百年，挾時文以進者，亦每有魁壘鴻石落乎鼎鍾，此特亭林（顧炎武）謂士之能得科目，非科目能得士也。」不論士得科目，還是科目得士，畢竟有了這種考試，貧寒的讀書人得以躋身官僚階層。也把全國的士人都吸引到這個艱難的攀升階梯周圍。更重要的是，以科考為中心，明清王朝建立了一套學校體系，從國子監、府學、州學、縣學等官學，到社學、義學和鄉塾等私學，全被科舉導向納入了墨記背誦四書五經以及揣摩演繹「聖賢之意」的軌道，連童子識字課本，《千字文》《幼學瓊林》等也貫穿以四書五經的精神，如果一個人能由發矇讀到「開講」與「開筆」，那麼四書五經就成為他們聽說讀寫的全部內容。只有少數真正的學者之家才會讓子弟學點別的，而這些「書香門第」也須鑽研時文，應付科考，否則照樣為人瞧不起。
這就是為什麼在不斷的反對聲中，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仍能固若金湯的緣故，這個制度的確能比較好地滿足傳統王朝的政治需要。
進入近代以後，在應付西方的挑戰過程中，傳統的政治體製表現出了相當的彈性，但是科舉這一比較起來還算合理的制度卻顯得十分的沉滯與不合拍。遭到主要來自兩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