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的議院，自王韜開始，一直是中國思想家所關注的熱點。留學英國的嚴復，一有空閑，就愛鑽到英國議院去旁聽，而出使西方的外交官們，也常把觀察議院開會當成一件趣事和要務。從中國人直觀的感覺出發，他們敏感地發現這是中西政治中差別最大，也是差得最根本之處。也可以說，議院是中國近代思想家心中的一個無法消釋的「結」，更是一個「神話」，一個可以呼風喚雨的神話。
當然，在王韜那個時候，他對議院的認識還相當浮淺，認為議院的作用就在於使統治者以通下情。「善為治者，貴在求民之隱，達民之情」，而英國政治，「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能而君否，亦不能行也」，故而「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所以「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向慕，則以君民上下互相聯絡之效也」。而且，他非常自負地認為，議院政治實在是中國古已有之，而議院在泰西的存在，「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後來的何啟、胡禮垣由於長期在西方受教育，並在香港從業，雖然對西方議會政治認識較清楚，但他們基本已遊離於本土知識界，所以他們的認識，並不代表中國士人的認識水平。而鄭觀應的看法幾與王韜相同，他說：「中國戶口不下四萬萬，果能設議院，聯絡眾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雖以并吞四海，無難也。」
接力棒遞到維新派的手上，他們畢竟是比前輩進步了，雖然沒有出國實地考察，但是可看的政治學的書籍還是能找到幾本，所以，他們對議院的認識比王韜他們深入了一步。在有名的《公車上書》中，康有為雖然也重彈了前輩設議院以通民情的老調，認為中國之大病「首在壅塞，氣鬱生疾，咽塞致死，欲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通脈暢，體氣自強」，但議院的功能則是「俾輪班人值，以備顧問。並准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於太和門，三占從二，下部施行」。而議員的產生則是「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而且「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為定例，宜示天下」。把議院的產生、換屆以及議政、立法的功能都說了出來，而且除了「輪班人值」而外基本上符合西方議會當時的情況。看起來，「康聖人」的書是比王才子讀得多一點。不過，「康聖人」的議院，卻沒有議院之名，只是讓皇帝「開武英殿」，而議員也不叫議員，「因用漢制，名日議郎」，古色古香的。
他的高足梁啟超，居然進一步論證了「議郎」這種古已有之貨色的根據。他曾專門寫過一篇《古議院考》，他居然考證出中國古代雖無議院之名，但卻有議院之實。在他看來，議院的思想，實在可以從儒家經典中找到根據。比如《禮記》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里「國人皆日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日不可，然後察之；國人皆日可殺，然後殺之」之類，都講的是議院的實質內容。又著重考證了他老師提到的「議郎」，他認為其實漢代的議員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諫大夫，二是博士，三是議郎。他提出證據說東漢王隆的《漢宮解詁》里講「議郎不屬署，不值事，國有大政、大獄、大禮，則與二千石博士會議」。而且漢朝官制，高級官員還有「議曹」的名目，也屬於古之議員。甚至，他連清朝入關的「八王共議國政」的軍事民主制的殘餘，也說成有議院之風。
很明顯，梁啟超這種考據是為政治服務的，很難做到科學和合理，目的就是為了給議院這種躉來貨找點傳統的依據。漢代的議郎不過是皇帝宮中中下級的屬官，系一種低檔次的顧問與諮詢侍衛，有時也參加御前會議、宰輔會議和百官會議，他們在相權尚十分囂張的漢代，實際上是作為皇帝的幫閑來出席會議的，在會上只能為皇帝幫腔起鬨，作用與地位都非常低微。相對來說博士作為太常（九卿之一）的屬官，位列清要，在上述會議上倒是樂於也敢於發言，因而參政議政的分量要大得多。但也談不上是什麼議員，因為即使在漢代，這三種會議並不常開，即使開，一般也是實際控制局面的帝或者相說了算，發言權還是以官階的大小為準。漫說並不敢多說話的議郎，就是敢於直言的博士們，說了話有沒有人聽也很難說。
就像康有為炮製《孔子改制考》來「托古改制」一樣，這種拾「西學中源」論之牙慧的行為，固然有其積極作用，可能會減少一些人對開議會的心理顧慮，也可以拿它去掩守舊派的嘴，當然掩得住掩不住另當別論。不過，在維新派已經下定決心在中國掀起一場政治變革的風暴之時，還這樣遮遮掩掩地搞這種牽強附會的「托古改制」，實在是弊多利少。對於有百多年樸學傳統的晚清學界，儘管理學復興、今文經學再生，但乾嘉遺風猶在，梁啟超搞的這套考據把戲，明眼人不用查書，一看便知是牽強穿鑿之說，要蒙，也只能蒙那些一知半解，不曉唐宗宋祖為何許人物的三家村學究，而稍有功底的學人都會大搖其頭，守舊者以為你在欺世售奸，維新者也會很不以為然。嚴復在讀到梁啟超這篇《古議院考》之後，寫信給這位才子批評他憑空臆斷，穿鑿附會，在嚴復看來，把議院的民主制度說成是古已有之，其副作用就是削弱了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而君主專制制度才是中國長期落後的根源。
作為思想家，嚴復無疑要比梁啟超深刻，他的質疑是正確的，政治改革不破不立，不讓人們明了君主專制制度之弊，就無從確立新的民主制度。如果維新派也承認漢代有議院，那麼就等於說漢代已是民主制度，反過來，守舊派就可以援引漢代的種種專制實跡而證實他們所維護的「祖宗之法」與「祖宗之制」的合理性，這樣一來，康梁等人豈不等於自請入瓮？
經過嚴復這麼一批，康梁等人也有所悟，從此以後，他們就直接提議院、議員而不大提「議郎」了。
自王韜、鄭觀應始，中國先進士人就對議院有一種近乎幻想似的迷戀。由於缺乏對議會政治的直觀感受，更不曉得議會政治的具體運作，他們往往把議會理想化，想當然地將西方所有的成就都歸之於議會政治。這種傾向到了康梁那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康梁之後，這種議會神話仍舊傳遞了下去，無論是立憲派的請願，還是革命派的革命，建立議會政治都是他們不渝的志向，也是他們改變中國的最大寄託）。梁啟超曾按捺不住自己的興奮之情大呼：「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日：議院哉！議院哉！」議院之設，上可集眾官之智慧，中可聽取民眾的呼聲，下可藉以發表對國政的意見。可以使全國上下通情，君臣歡洽，舉國團結（合群），同心協力地建設國家，走向富強。事實上，梁啟超已經把開議會作為治療中國人一盤散沙毛病的一種藥方。孫寶瑄在當時有過一種設想十分有趣，在康有為的《大同書》尚未面世之前，向人們展示了一種他關於議院的憧憬和理想。在他的理想社會裡，議會居然成了社會的骨架：「吾思數千年後，地球諸國及省府縣鄉，道里廣狹必悉同。鄉立議院，家出一人人，議治一鄉事。縣立議院，鄉出一人人，議治一縣事。府立議院，縣出一人人，議治一府事。省立議院，府出一人人，議治一省事。國立議院，省出一人人，議治一國事。合大地立一議院，國出一人人，議治萬國事。當是時也，國無強弱，家無貧富，人無尊卑，無仁暴，無愚智，所謂遠近大小若一，蓋合符也。」顯然，梁啟超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西方議會開會時的情形，更不了解議會政治必須與政黨政治相配套，而政黨在議會中的活動恰恰是以競爭為主要特徵的，議會開會就是在辯論或者說是在爭吵，而其背後則是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聯合、分化、重組，再加上遊說與交易談判，議會政治至少從外觀上像個吵吵鬧鬧的「瘋人院」。像中國維新派所想像的那種通過議會開會達到上下一致、全國一致的情景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對外宣戰，也有人提出反對動議或者投反對票。議會的作用在於民主議政，在於集中多數意見最大限度考慮合理性地立法，更在於將政治過程公開，通過政黨間的競爭達到監督和優化選擇，也是為了與行政與司法部門分開，達成一種權力的制衡，在動態中保持政治系統的穩定，不至於因行政首腦個人的因素影響政治大局。這一切，當時的維新派中的多數是不可能了解並體會的。
議會畢竟只是一種政治制度的內容，代議制的確是西方各國政治制度的共同點，但根據各國不同的國情，又有各自的特點，其功能與運作形式也不盡相同。議會政治不是能夠單獨存在的政治制度形式，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機制與政治文化環境相配套，議會非但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會成為禍亂之源。說到底，制度並非神通廣大的魔棒，只要揮舞起來，就會立即出現奇蹟。當然，這個道理，中國人在辛亥革命之後才有人懂得了一些。對於梁啟超來說，他是自組織進步党參加議會競選而後又作為內閣成員面對大打出手、墨盒亂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