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十九世紀達爾文創立進化論學說之後，不僅自然科學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躍進，其影響所及遍被西方世界各個領域，許多人習慣性地將本來只限於從低級生物向高級進化最後從猿到人的進化鏈順延到人類社會，將自然選擇，優勝劣汰，變異進化的原理也應用到人類社會，甚至高度文明的人類社會。這其實與許多文學家常常在批判人性惡的一面時，以狼與狼的關係來喻人類社會的爾虞我詐、你爭我斗一樣，是一種看似有理其實並不科學的邏輯。但在十九世紀那個國際社會殖民戰爭與帝國主義爭奪劇烈，西方社會內部階級矛盾尖銳的年代，襯著進化論的科學理論的背景，一時競很有市場。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斯賓塞等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學理論，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進化論並非嚴復《天演論》之譯才傳人中國的，在嚴復譯作之前，進化論的點滴與片斷已然出現在專以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的報章與格致雜誌中。就像以太說很快引發康有為等人社會理論的變化一樣，進化論的觀點也使他們將之與傳統的儒學理論《易經》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與《春秋公羊傳》三統變化，三世遞進的學說聯繫在一起，構築了自己獨特的社會政治發展理論。
康有為接受進化論是相當早的，雖然可能只是片斷和零星的了解，而且在理解上還有相當的誤差，但畢竟已經對他的思想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在1879年，康有為有一詩作《蘇村卧病寫懷》，內中有句「世界開新逢進化」。當然，我們還無法確定，這裡說的「進化」是否即為進化論之「進化」。但是，在1886年的《康子內外篇》中，他在未完篇的《民功篇》中曾寫道：「人為萬物之靈，其生也必遲，俟百物俱繁，然後毓焉。地之始凝也，外質為石，石質生水，濕氣相蒸而苔生焉，苔生百草，百草生百木，百木生百蟲，百蟲生百獸。」這段講生物演進的話，雖然離達爾文進化論科學的論述還有相當距離，但這種生物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觀點，是從中國古籍與達爾文之前的歐洲生物理論中找不出來的。而康有為對進化論敘述的誤差，對於他來說，簡直是家常便飯，他本來就沒有精密的科學頭腦，而中國舊學的成見又深，理解有誤並不奇怪。
後來，在萬木草堂的講課中，康有為開始提到進化論的一些片斷的觀點，如人由猿進化而來的說法等。顯然，在聞知進化論觀點之初，他還是將之視為一種新的自然科學理論來接受的。但是逐漸地，進化論思想給了他構築社會改造理論的靈感，也成了他社會改造理論的靈魂。
無論今文經學派還是古文經學派，大家對於《周易》並無多少歧義，《周易》的「經」與「傳」（十翼）兩部分，都是當之無愧、為儒者共遵共習的儒家經典，而《周易》中的變易思想則是千百年來深入人心的。陰陽可以互通，老陽、少陰互易，而八八六十四卦也內含著無窮盡的變化之妙。在《周易》里，「變」成了一種近乎永恆的真諦。今文經學家獨崇《公羊》，而《春秋公羊傳》是講究微言大義的，它認為孔子作《春秋》，其一詞一句均含有無限的言外深意。它這種神秘主義氣氛實際上與鄒衍的陰陽五行說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說都有難以言狀的親緣關係，而《公羊》所宣揚的「通三統」與「張三世」學說，就是明證。
所謂「通三統」就是說夏、商、周三朝各有其「統」，此「統」受命於天。統緒絕，則朝代亡。夏朝尚黑，因此是「黑統」，商朝尚白，因此為「白統」，周朝尚赤，因此是「赤統」。每朝代是什麼「統」，就尚什麼「服色」。三統交相更迭，凡新朝取代舊朝必須「改正朔，易服色」，同時，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法律法令也須有所變動，有所損益。（在鄒衍的五行相替說里，將黑、白、赤三統又說成是水、土、火三德，相生相剋，因而循環往複。董仲舒《春秋繁露》里也有近似的內容「五德配五行」。）所謂「張三世」按《公羊》原文不過是說孔子作《春秋》，將魯國十二世按年代距他的遠近分為「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此謂「三世」。後來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話》，進一步闡發了《公羊》三世之意，將「所見世」引申為「據亂世」，將「所聞世」引申為「昇平世」，將「所傳聞世」引申為「太平世」。「通三統」與「張三世」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一種由亂到治、再由治到亂，三世循環變化的社會發展理論。
但是，正如康有為改宗今文經學並非要嚴守今文經學派的「家法」，作為一個皓首窮經的經學家，他是「說經家一野狐」，所以他提倡「通三統」與「張三世」絕非《公羊》之原義，他大膽地跳出了今文經學的窠臼，引入進化論作為他「通三統」與「張三世」說的靈魂。這樣他的「通三統」與「張三世」以及附帶著的《周易》變通思想就不再含有「循環」的意思，而寓不斷變化、不斷進步之新意。還是他的大弟子梁啟超深知其師，他說他的老師「喜言『通三統』，『三統』者，謂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也；喜言『張三世』，『三世』者，謂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有為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實本於此」。
今天，已經不好查證康有為的這種思想受了嚴復的多少影響，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影響肯定是有的。雖然嚴復「達詣」的《天演論》問世時，他擺出一副早就知道不足為奇的架勢，對梁啟超大言剌剌地說：「若等無詫為新理，西人治此學者，不知幾何家幾何年矣！」可是康有為所知道的那點進化論常識，與嚴復根本不能相比，僅靠那點桶底，他既倒不來多少給學生，更不好用它搭建理論。因為，只是在《天演論》初刊本或日手抄本（1896年）出台在先進士人中間廣泛流傳之後，康有為的「張三世」理論才具體地與人類社會政體演變聯繫起來，形成一種社會政治制度進化的梯階理論。1897年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詳細闡明了這一理論，他侃侃而談道：「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日多君為政之世，二日一君為政之世，三日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日酋長之世，二日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日君主之世，二日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日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
以今天的觀點來看，這種社會進化階段劃分與政治制度的判別無疑是相當幼稚的，既分不清君主政體與前君主政體，說不清議會負責制與總統負責制之區別，更無從談奴隸制、封建制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制度演進。但是他將當時存在的資本主義制度與「張三世」的「太平之世」相提並論，明確把社會政治制度進化的目標定在西方近代政體上，這樣「張三世」的社會進化理論才被賦予了近代化的意義，給維新變法開了一張合乎歷史潮流的通行證，也即為合乎「天演」的通行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