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對女人的道德束縛明顯要比男人多，對她們的道德要求也要高些，而相應地對女人的道德評判也相當嚴厲。儘管女人被明令正典地排斥於政治之外，但政治道德的批判卻未能放過她們，「女禍誤國」成為男人世界政治失敗的一個慣常的解釋與開脫。
當女人並沒涉足政治，而只是作為男人的玩物時尚且有如此嚴厲的指責，可以想像，如果女人進入政治體系並開始發號施令之後，社會對她們的道德評判又將是如何呢？
我們前邊說過，傳統政治道德，一向以宦官、外戚及女主幹政為非，為大逆不道。《尚書》言：「牝雞無辰，牝雞司辰，惟家之索。」而《周禮》則規定婦人不予外事。這種觀念，千百年來，已經滲入人們的骨髓之中，上至王侯公卿，下至販夫走卒，都堅定不移地認為天經地義是男主外，女主內。老百姓打破這一原則會被人笑話看不起，詩禮之家紳士之家如果有女人出外謀事則被視為丟臉，從此在人前抬不起頭，實際上如果不加以處置，則會由此危及家庭的地位與身份。如果皇權被女人所覬覦甚至佔據，那麼等於對整個男人世界的侮辱與無視。
中國傳統政治在統治手法上有類似女性的陰柔特點，但整個體系卻顯出強烈而外向的男性色彩。
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滿清王朝。儘管曾很有自信地在漢族中推行剃髮易服，既想用自己的風俗文化改造漢族文化，也曾努力堅持滿語與騎射，以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但曾幾何時就被優勢的漢文化所吞沒，在遵行儒家禮儀制度方面和在恪守理學原則方面，他們甚至比漢人政權還要嚴格，以便從潛意識深處刷洗自身胡夷的印跡。旗人的禮數大，成為晚清社會的一大景觀。因此，在防範出現女主方面，有更為嚴格的制度保證。當嗣君尚幼，老皇帝即逝的情況下，寧願冒被他姓旁人篡位的危險，也不許太后臨朝稱制，而是任命輔政大臣（或襄贊政務大臣）代行君權。
因此，太后臨朝不僅要冒漢族政權里一般的道德譴責風險，還要冒犯滿人心目中神聖的「祖制」。
按道理，在進行非常艱難的政治變革的非常時期，政治策略要求操作者首先要考慮的因素依次是力量的對比，手段選擇的合理性，變法政治行進的最小阻力路線，最後才是道德因素。
然而，在中國任何政治行為都難逃「道德囚籠」的束縛，人們有意無意地會按社會道德所期望的路線行進。
我們前面提到過，強學會成立之初，當李鴻章表示要提供捐助時，被維新派以其名聲不佳為由拒絕了，從而失去了很有分量的助力。其實，維新派並不像那些頭腦頑固的士大夫那樣，真的認為李鴻章就是賣國賊，但是他們還是迎合了社會道德的指向。顯然，從策略的角度，他們犯了一個錯誤，但是並沒有因此而換來頑固大臣的喝彩。
對待西太后的問題上，維新派同樣如此。對於把誰奉為變法領袖的問題，本來對於維新派來說是無所謂的，而且政治策略告訴他們理應抓住那個最有可能推行變法，並且最有力量的人。但是在康有為公車上書，開始變法實踐時，他對於光緒與西太后兩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偏向。否則，他完全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將一次次的上皇帝書變成上太后書或者通過各種形式表示對太后出來領導變法的殷切期待。而且，在變法過程中，在維新派陣營中的確有人提出過走太后路線的建議，但是沒有被康有為採納。那個因上書奏請皇帝出國遊歷而遭懷塔布等禮部六堂官壓制，最終導致懷塔布等被免職的禮部主事王照，曾這樣分析道：「自翁同龢黜後，大臣抗命者陰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變法，此時因不得干政，激而陰結頑固派諸老，實不過為權力之計耳。余為皇上計，仍以變法之名歸諸太后，則皇上之志可伸，頑固黨失其倚賴矣。」出於這種考慮，他曾向康有為建議說：「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極力尊奉，善則歸親，家庭間雖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康有為對此根本不屑一顧。王照認為這是由於受到了張蔭桓的影響，而張蔭桓其人心術非常不正，不過是借變法而泄私憤，牟私利。據鄭孝胥日記，鄭也曾當著梁啟超的面提出過這樣的建議（時1897年），「請皇太后再行垂簾，而皇上游幸各國，則內可以消隙，外可以自強」，他還說，「誠得言官發此議，乃滿洲之福也」。當時盛宣懷也在場，他倒是以為然，可梁啟超卻未表態。
變法走太后路線是否可行？因為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歷史又不好假設，所以不好簡單地說行或者不行。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從思想意識、行為方式以及她走過的路來看，西太后與徐桐、剛毅等人不一樣，不能說她是一個頑固派，甚至頑固派首領。甲午戰爭之後，光緒令人進呈的各種「新書」如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等等，西太后雖未全篇通讀，也經人拆解後讀過或聽人講過了。非但如此，光緒還命人將康有為陸續進呈的《俄彼得變政記》《波蘭分滅記》等書轉呈「太后慈覽」，而且康有為的門人陸乃翔、陸敦騤所編的《康南海先生傳（上編）》也承認，康有為進呈之《日本變政考》「為西後取去」。以「取去」之速可見還是有「慈覽」的積極性的。又據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記載說：「後（即西太后）嘗告德宗，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這段話其實並不像費行簡後來理解的「特門面語，非由衷出」，而確實有幾分真實，當年她西太后同意曾國藩他們搞洋務運動也是實情，那場倭仁與奕訢的大爭論，她畢竟是站在奕訢一邊的。她的這段話實際上點出了兩層含義：一是表明了她期望的變法主要是變器（即洋務運動期間的變法），當然也會部分的變制，不是連她最親信的榮祿都上書要求開武備特科，改革武科舉了嗎？二是提出了變法的界限，即不能「更衣冠，易正朔」，意思就是不能動搖滿清王朝的統治。事實上，她對《校邠廬抗議》的主張是能接受的，「亦稱其剴切」，也絕非不能容忍光緒的變法。但是問題是這個變法居然與她的失權聯繫在一起，越是隨著變法的深入，要求她放權的呼聲就越高。當她看到康有為精心炮製的《日本變政考》一個勁地鼓吹皇帝的「乾綱獨斷」時，她這個「坤」字型大小的太后內心的滋味恐怕是不那麼好受的，這時候頑固派整天在她耳邊吹的康、梁種種「惡跡」也就比較能往耳朵里去了。
在戊戌年中樞維新正式拉開帷幕之後，康梁已經把希望全都寄託到了光緒頭上，希望光緒能借皇帝之威，雷厲風行地推行變法，盡黜那些昏庸老朽的反對者，甚至要拿幾個反對變法的「出頭鳥」開刀，以殺一儆百。越到後來，他們的行為就越像是賭博，將成敗全押在光緒一人身上。而且，西太后越是流露出對變法的不滿，就越堅定了他們擁帝反後的決心。在政變發生前夕，康有為見來華遊歷的日本明治維新功臣伊藤博文時，伊藤問：「請問貴國數月來變法決圖，而推行未效，何故？」康有為回答：「行改革事，必全體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則勞而無效。又若枝葉改，本原不改，則尤勞而無效。此理我皇上知之甚明，極欲改革全體，且極欲從本原起，奈皇上全權不屬，欲改革事，經費多少苦心，而有時此事能變，彼事不能變。夫變法非變本原則積弊難除，雖行新政，適多貪劣人開營私舞弊之路。且中外大官，共知皇上無全權，一切改革詔旨莫敢奉行，視為一紙空文，皇上無如之何，此推行所以未效耳。」從這段對話，我們可以看出，康有為是將變法無法推行，疆吏推諉觀望的原因都歸咎於「皇上無全權」上邊。但是，他們卻不肯修正自己的策略，硬是要一條衚衕走到黑，最後甚至不惜進行軍事冒險，策動宮廷政變，寧可將變法的攤子全砸了，也不肯妥協改道。因為在康有為眼裡，西太后與光緒兩人簡直就是黑暗與光明，落後與進步的化身：「皇上深知中外情形，本國危急，故決意改革。太后反之，不知中外情形，本國危急，故不欲改革。」到了政變發生，康梁亡命海外之後，他們對光緒的頌揚和對西太后的貶損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維新運動的餘波變成了弘揚正義、痛斥邪惡的道德運動。
我們應該承認，只要身臨其境，要在剛剛在甲午戰爭期間驕奢淫逸，不顧民族危亡，生民維艱的西太后與「宵旰焦勞」為國事的光緒之間作出選擇，很難讓人將砝碼放在前者一邊。況且那些飽受傳統文化熏陶，從潛意識裡就相信女主不祥或者為禍的士大夫來說就更加難上加難。雖然說維新派算是新派人物，受過西學的洗禮，但那時的他們畢竟不能超越身處的時代，他們也提倡女權，興女學，開女智，但只是為了讓女人更好地「相夫教子」，以便男人們更好地在社會上做事。況且口口聲聲高喊男女平權的康有為還左一個右一個地納妾呢。
但是，歷史對政治家的要求是清醒，道義上的同情是一回事，政治選擇又是一回事。策略地選擇運用誠然需要考慮道德因素，考慮人心的向背，但是更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