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是學習西方的變革運動。眾所周知，由於東西方兩大文明體系的隔膜，也由於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的巨大優勢和中國人在接觸和吸收西方文明過程中伴生的種種痛苦的遭際，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是充滿荊棘和充滿矛盾的一連串掙扎。他們的心境是矛盾的，既有好奇，又有疑懼。中國士兵對於洋槍洋炮，開始非常不習慣，甚至開槍時常常不瞄準被射物，而是轉過臉去，所以在整個19世紀，中國士兵以射擊不準確著稱。中國農民乍一見到大工廠時，竟有人害怕被大煙囪吞掉，沒人敢去工廠做工。士人也是一樣，我前面已經講過，第一批幼童出國時所遭的全國土人的冷遇。
儘管不斷有早慧者明了世界大勢，勇敢地接受和研究西學，士人的大多數也從打洋教的摩擦中被動地對西方有所了解，但直到甲午之前，向西方學習還是極少數人的事情。廣大士人（且不說一般老百姓）對西方，對世界，對今後中國賴以進步的新學，還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態。北京強學會成立時，遍北京找不到一幅世界地圖，好不容易從上海搞到，「會中人視同拱璧」。因而，對於戊戌維新這樣一種較高層次的近代化變革，思想文化啟蒙的任務顯得格外艱巨和繁難。由於中國人歷史包袱太重，時間耽誤得太多，啟蒙的緊迫性到了甲午戰後也相當突出。從仇視西方到學習西方的思想彎子需要轉；在長期反洋教過程中積累的對西方文化的種種疑惑和誤會需要解釋；樂於學習的需要輸入譯介和點撥，不願學習的需要啟發說服；實行民主政治需要訓練。梁啟超說：「今日之中國，其大患總在民智不開。民智不開，人才不足，則人雖假我以權利，亦不能守也。士氣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學不明，則雖有千百忠義之人，亦不能免於為奴也。」救中國依賴啟蒙，而政治變革也需要啟蒙，梁啟超又說：「今日之策中國者，必日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就有十分之權。」
應該說，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對於「開民智」即啟蒙是相當重視的，他們也確實為啟蒙做了大量的工作，辦報與興學。變法失敗以後，他們所有的政治運籌都灰飛煙滅，但啟蒙的成果卻對後來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後中國的幾代風雲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過康梁以及其他維新志士思想啟蒙之惠。但是，問題是在當時，變法的政治操作者和變法的思想文化啟蒙者都是同一群人，這樣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兩個難題：一是變法的政治操作與變法的思想文化啟蒙哪個優先？二是啟蒙宣傳的口徑與變法的政治策略會不會相衝突？
從理論上講，思想啟蒙和政治操作都是非常繁難的任務，而這兩項任務本身是有衝突的，不應該其實也不能由一種人來同時承擔。日本明治維新變法的操作和思想啟蒙分別由兩種人來干，他們具有像吉田松蔭、福澤諭吉這樣的啟蒙思想家，也擁有像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允孝這樣的政治家。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雖然也有專心做啟矇事業的人像嚴復、黃遵憲以及張元濟、嚴修等等，但是他們這些人在啟蒙上的知名度都遠非日本當年的吉田與福澤所能比擬，或者是還沒等到具有知名度，中國就已經到了非變法不可的地步，只有能夠登高一呼，領袖群倫的人物才能吸引國人的注意力，一時間，思想大啟蒙的擔子，責無旁貸地落到了出盡風頭的康梁頭上。但是，他們卻並不甘心長期把自己定位在並不顯赫的啟蒙思想家上，他們更熱衷的是在政治舞台上一試身手，為帝王之師，為治世能臣。他們更希望在變法成功後，利用官方的權力來推行「開民智」的工作。因此，他們將運作的重心都放在了政治操作上，從而，幸運而又不幸地成為一身二任的時代弄潮兒。
客觀地講，無論是康有為還是梁啟超，都不是高明的政治家，戊戌變法的事情姑且不論，從這兩人以後的政治實踐看，二人所作所為的確沒有多少值得稱道之處，康有為居然沒有看清張勳復辟的鬧劇面目，一腳踏進，當了「復辟禍首」。梁啟超民初熱火朝天地搞政黨政治，連當了袁世凱的工具都不知道，等到他們為袁世凱火中取栗趕走了國民黨，才發現原來他們的舞台國會也連帶被自家一手完結了。後來加入人才內閣，本想一展身手，卻落得個罵名。最後還是乖乖回到他本來就應該去的教育家位置。梁啟超曾說他的老師康有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家。」其實，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
這樣一來，就造成了一種很尷尬的結果，不擅長的事熱心去做，而擅長的事卻又投入精力不多，事實上是兩誤。
其實，在維新運動中最令康梁諸人難堪的，往往不是他們能力的局限和改革的阻力，而是他們一身二任這種境況兩種角色之間衝突造成的問題。作為啟蒙思想家，他們的言論盡可以激烈一些，出格一些，無論怎樣危言聳聽，煽動士民都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啟蒙思想家的角色本身就是要求他們儘可能地打動人心，爭取啟迪群眾與教育群眾。角色要求他們無論情勢如何都要發出聲音來，必須犀利地抨擊時弊，渲染時局的困境，民族的危機。鼓吹變革，對於新學不僅要介譯引進，而且還要大力為之宣傳與頌揚。就是由此而被捕入獄，也是這個角色內涵中的應有之義。啟蒙思想家不是不需要考慮策略，但策略的考慮主要是為了保證他能夠出聲音，出不來聲音，這種角色的生命也就完結了。嚴格地說，啟蒙思想家的言論尺度的限度並不取決於統治體系所允許和容忍的範圍，而主要取決於當時公眾的接受程度和道德文化限度。為官方不容乃至嫉恨的啟蒙思想家在世界各國屢見不鮮，被捕、放逐乃至殺戮都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但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因此而消失。
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如果官方不允許思想家們盡可以利用租界、港、澳來發表思想，傳播觀念，地下的流通渠道無論是誰也控制不了的。當然，如果能利用合法講壇合法渠道，還是要儘可能地利用，因為合法途徑的傳播面還是要比非法途徑大得多。
但是，政治家或者說政壇上的操作者們就不同了。無論是傳統政治還是近代政治，政治家都不能隨便說話，更不能率興而為隨意表達自己的本意、真意。這樣做，就意味著會葬送他的政治前程。在傳統政治，尤其是中國的傳統政治中，隨意說話更是大忌中的大忌，犯忌不但可能丟了前程，還可能惹來殺身之禍。清代的三朝元老曹振鏞的為官名言「多磕頭少說話」，如果剔除明哲保身的內涵，倒也是為政的要訣。退一步說，就是我們不理會曹振鏞的官訣，在傳統官場的正人君子中，少說話多做事也是一種美德。說得多的人，即使他幹得也不少，而且說得也都是有益有用的話，那他也可能會討人嫌。中國傳統政治氛圍中最受欣賞的是那種不露聲色運籌帷幄的智者形象。
當然，中國傳統政治的操作者並非沒有聲音的啞人，他們也要在官場上說話（以公文邸報和其他形式，雖然不是演說和答記者問），但是他們的聲音並非（至少不完全是）是他們的心裡話，他們的聲音永遠是策略的奴隸。一個中國傳統的政治家心裡想的事情，甚至於他的理想，不到環境、時機允許的時候他是絕不會吐露半句的，他所說的往往是違心之言，或者說，是合乎當前政治需要的話。
嚴格地說，中國傳統政治是黑幕政治，一般老百姓除法令文告之外聽到的就是聖諭廣訓。進入近代以後，雖說外國人摻和了進來，但是中國政治的運作形式基本上還是老樣子，只有極少數人，如奕訢、李鴻章才在極少的場合與外國記者談過話，而且這種談話也是發表在外文報紙上，中國人絕大多數都不可能知曉。政治依舊是黑幕重重，人們所能看到的，還只是邸報和京報上的官樣文章。
康梁登上政治舞台後，情形大變。他們以改革者的銳氣打破了傳統政治習慣，一群人（尤其是梁啟超）連篇累牘地在報上發表文章，以宣傳家和啟蒙者的姿態向國人公布他們的政治主張、政治設想，宣傳從西方竊來的思想和觀念。梁啟超聲名鵲起，「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
但是，正當梁啟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鼓盪歐風美雨的時候，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日益明顯地擺在了他們的面前，相當一些立場和態度居於改革和保守之間的人們，並不是將康梁當成啟蒙思想家來看，而是把他們當成變法政治的操作者，他們習慣性地把梁啟超所說的任何主張都當成他們變法實踐中早晚要落實的事情。而一些頑固派又抓住維新派的種種「非君」「非父」之言，大肆鼓噪，弄得好像明天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就要降臨了。顯然，這種西化的前景對於長期生活在傳統社會，耳濡目染聖賢之道的廣大士人來說實在是有些駭人聽聞。康門弟子在上海辦《強學報》，在封面上赫然印著「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大字，並列於「光緒二十一年」之前，同時刊出《孔子紀年說》一文，公然主張採用孔子紀年。這種事情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