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與維新派的關係是一個學術界眾說紛紜的問題。總的來說，板子打在洋務派屁股上的相當多，說他們投機者有之，說他們耍陰謀者有之，說他們兩面三刀者亦有之。變法失敗的罪責，至少有三分之一要算在他們身上。當然，洋務派挨板子也有其罪有應得的一面，但是，在我看來，洋務派從維新派的同路人變成敵對者，在維新派方面也是有過失的。
在維新期間，維新派，確切地說就是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能夠聯絡的力量有誰呢？除了那些先進的但手中無權士人之外，恐怕只有洋務派了。
甲午之後，洋務派狀況有很大變化。老牌洋務派李鴻章尚在，雖然經過甲午戰爭和簽訂《馬關條約》而實力與名聲大損，但潛力猶在，淮系的將領以及與淮系有關係的地方督撫還唯李的馬首是瞻。洋務派的後起之秀劉坤一和張之洞，風頭正健，是後期洋務派的領軍人物，實力雄厚，但張之洞與李鴻章積久不相能，矛盾頗大。吳大激等後湘系，實力雖微，但也不可小視，通過甲午戰爭，力量有一定的增長。
但是，不管洋務派各派之間態度如何，他們對變法的態度在開初都是相當積極的。誠然，我們可以說他們志在唱推行洋務運動的老調，並不是真心變法維新。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洋務運動也是一種變法，而且洋務運動事實上並沒有在全國認真地全局性地鋪開過，況且維新運動相當多的內容與洋務運動是一致的。於變法變政之前，先將洋務運動推一推顯然是有好處的，也是有必要的。
下面我們先來具體談談洋務派對維新變法的態度。首先看看李鴻章。
李鴻章在晚清幾十年中，一直是最有權勢的洋務派重臣和最大的地方實力派。李鴻章和他的淮系，即使他的老師曾國藩尚在時，已經隱隱然駕乎湘系之上，待老湘系逐漸式微之後，淮系更是不可一世，李鴻章也成為身居地方而左右朝廷政局的人物。所謂同光中興時期的重大政治，外交決策，幾乎都擺不脫他的影響。清末有三大總督位置最為重要，湖廣、兩江和直隸，尤其是後兩個，一個居清朝財賦之地，一個扼京畿咽喉，且兼著北洋與南洋大臣，位尊權重，非尋常可比，而李鴻章總是非此即彼，他把持要害幾十年，位極人臣，門生故吏遍天下。在甲午之前，後起之秀張之洞挾清流之助與之鬥法，卻總是處於下風。這不僅因為他是所謂平發捻的大功臣，而且由於他的政治經驗和手段與見識。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李鴻章應該算是洋務派官僚中西學水平最高的，長期而繁複的洋務實踐，與洋人頻繁的交往以及幕中大量西學人才的影響和出洋看世界的閱歷，都使得他在當時的中國的官僚中見識非凡。雖然他的中學功底比不上科舉之鼎甲、長期任學官的張之洞，但西學知識卻非張能比。台灣王爾敏所編輯的《上海格致書院志略》中的《格致書院課考》里收錄了李鴻章為書院士子考試所做的幾道命題，其中一題為：「西學格致，始於希臘阿盧力士託爾德（亞里士多德），至英人貝根（培根）出，盡變前說，其學始精。逮爾文（達爾文）、施本思（斯賓塞）二家之書行，其學益備，能詳溯其源流歟？」這種考題，就是今天學西方科技史專業的人答起來也未必答得全。當然，這道題是出自李本人之手還是幕僚代庖還不太清楚，但至少李鴻章對此也非一無所知。他見李提摩太時，能隨口講出李提摩太新譯的馬懇西的《泰西新史攬要》，說明他很留意於此。
正因為李鴻章對西方及西學的了解，所以在洋務運動中，他的改革見識也並沒有網於器物和技術層次，依他的本意，他原是想引進西學改革科舉制度的，但卻因為阻力太大，沒有結果。
甲午戰爭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大的一次挫失，戰爭不僅損失了他的看家本錢的大部：北洋水師和一部分淮軍，而且因簽訂《馬關條約》導致名聲大損，舉國上下，從販夫走卒到王侯公卿都罵他是賣國賊。由此還丟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這一要害位置。但是，由於李鴻章多年的經營，即便有此次挫失，他的潛勢力仍然大得很，儘管地方的張之洞、朝中的翁同龢與張蔭桓等都在極力排擠他，但他於聲名狼藉之際卻仍然不倒，這並非只是由於西太后對他的信任，關鍵是他在朝中的分量，當時，無論中外都認為他是中國不可替代的人物。
李鴻章對維新派的政治行為是持支持態度的。李鴻章的親信盛宣懷在1896年的一連串議變法的上奏中，是態度最積極，求變較全面的一位。他的《條陳自強大計折》，強烈要求清廷在練兵、理財、育才三件大事上接連變革，以求救時。儘管因甲午戰爭的緣故維新派對李頗多微詞，而且康有為等人在聯絡公卿時也有意冷落李鴻章，但強學會一成立，李還是主動提出捐銀兩千，結果卻被維新派斷然拒絕，原因當然是所謂的名聲和道德因素。初登政治舞台的維新派並非不知李鴻章非真的「賣國賊」，他簽訂《馬關條約》也非心甘情願，但為了維護自身的道德形象，卻不惜將李的友善表示打入冷宮。無疑，這種拒絕在當時是很令人丟面子的「絕事」，事實上犯了中國傳統政治運作上的大忌。
此後，許多論者都提到了李鴻章指使親家楊崇伊彈劾強學會，還有所謂「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看他們尚做得成官嗎」的懷恨之語。不過，我以為，楊崇伊之舉是否受李指使，沒有證據能說明之，親家之間，政治態度不可能全都一致。查楊系李鴻章兒子李經方的兒女親家，曾因借貸不還被李鴻章查處過，雙方早已談不上交情。況且楊又與翁同穌為同鄉和親戚，雙方來往也頗多。而翁又與李鴻章有夙怨，此人所共知之事。汪大燮傳出的這句令李鴻章咬牙切齒的話，不太像他的風格，而且又沒有第二條證據證明之。相反，還有其他一些證據表明，李鴻章對維新變法之舉始終是關注而且同情的。張元濟回憶說，在翁同穌被逐後，他去見李鴻章，李對此十分關切，連連嘆氣。政變發生後，張又去見李，對他說：「現在太后和皇上意見不合，你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他嘆一口氣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張元濟因參與變法被革職後，李鴻章立即派人來慰問，並關照盛宣懷為其在上海找事做。而且，李鴻章還參與了營救徐致靖，使這位西太后「深恨之」的侍讀學士保住了腦袋。孫寶碹的《日益齋日記》曾有這樣一段記載，很能說明問題：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詣昌言報館。枚叔、誥吾成在。問傅相作何語，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獲此二人功勞甚大，過於平發捻矣，吾當晉爵。語畢大笑。傅相詢余是否康黨。余答曰：是康黨。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黨，先執余可也。相曰：吾要能執汝，吾亦康黨也。瀕階辭時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競能之，吾深愧焉。故都人多目為康黨。比召對，太后以彈章示之曰：有人讒爾為康黨。合肥曰：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太后默然。
這裡的傅相，就是李鴻章。
讓我們再來看看張之洞。張之洞也是晚清的一位奇人，早歲科場得意，年方十五即為鄉試解元，而後又成殿試探花。由詞臣而學官，而疆吏，一生仕途順利。這個人可謂聰明絕頂，機運絕佳，論考試名列前茅，做學政名高政著，列台諫號稱直諫，為疆吏政聲顯赫。其實，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的聰明機智，膽識過人。他曾經名列晚清「清流」之列，常常給前期的洋務派出難題，但是後來，待他做了疆吏，卻依樣畫葫蘆做起洋務，而且搞得比誰都火暴，因為不這樣，他就成不了名臣。他曾以敢諫出名，卻從不像其他直筒子的御史那樣因犯顏直諫而丟官。1875年，四川東鄉縣知縣孫定揚違例暴斂，引起鄉民眾怒，進城申辯，而孫定揚反誣鄉民造反，提督不分青紅皂白率兵進剿，燒屋毀寨，殘殺無辜四百餘人，釀成特大冤案。案發之後，朝野上下鬧了好幾年，因事牽西太后特別寵愛的吳棠，所以始終不得平反。其實，張之洞早在於四川為學政時就對此案真相有所了解，可是一直等到事情鬧大了（連國外都知道了），才出面連上數折，有意繞開吳棠，將直接責任者孫定揚定罪，結果立竿見影，冤案按張之洞的建議得以昭雪，張之洞也由是聲名大振。另一個使張之洞獲得「直諫」名聲的案件也透著他的冰雪聰明。事情發生在1880年，一次西太后命太監挑八盒食物送給她妹妹——醇親王的福晉，出宮時因事先沒有與護軍打招呼，護軍按規矩不放行，太監恃寵將食盒摔掉，回報西太后說護軍無禮。西太后大怒，立即罷免護軍統領，並將當值護軍交刑部拿問，將置重典。這件事也鬧得沸沸揚揚，大臣進諫，西太后一概不聽。結果張之洞以為西太后的自身安全考慮出發的勸諫（違反禁軍護衛制度，以後宮禁將無寧日），卻使得西太后聽得入耳，不僅護軍得以保全了性命，太監也受到了一定的懲罰。此事過後，張之洞名聲更大，從此為他日後的騰達鋪下了基石。出道時間不長，官位不尊的他，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