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敗所引起的社會震動之大，甚至在數十年之後仍能感覺得到。身臨其境的中國士人，一時竟有「世運大變」，「河山易色」之慨。類似秋瑾女士的「銅駝之嘆」，那時是士大夫很平常的感喟。《馬關條約》創下了中國近代以來戰敗蒙恥的最高紀錄：賠款最多，兩萬萬兩，割地最廣（此前中俄之間的割地多為荒無人煙之地，故影響不大，此處系指影響及震動而言的）。中國人從前對日本的輕蔑與今日戰敗的屈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極大地刺激了從皇帝太后到販夫走卒的每一個中國人的神經。
中日甲午戰爭開戰之初，中國人盲目樂觀的很多，仗還沒怎麼打，已經傳出了一連串「倭人大敗」的「捷報」，或是「擊殺倭寇兩千」，或是「擊沉倭艦無數」。在此之前，中法戰爭有馮子材諒山之捷，又有左宗棠收復新疆，撲滅有俄國背景的阿柏古叛亂的勝利，中國士人對自家的自信又有所回升。在戰前，中國士人普遍對日本實力估計偏低，兩位「日本通」張佩綸和鄧承修把日本說得「外無戰將，內無謀臣」，「官多缺員，兵多缺額」，而且「船艦半皆朽敗」。簡直一無是處，不堪一擊。1對一向不起眼的日本的挑釁，在很多人眼裡這無疑是不自量力的狂愚。曾在日本當過領事的鄭孝胥當時有一段議論很有代表性：
論時事者，多咎中國於越南、緬甸、琉球皆拱手以奉敵，是以致今日朝鮮之釁。余語之曰，此非中國之失計也。方同治初，赭寇甫平，捻匪未定，當是時，中國若大病之後，僅而能起，而遂竭天下之力從事於天山南北，八年而後克收。自常人觀之，蓋可謂不急之務矣。迄今二十餘歲，海內粗息。而于越南、緬甸、琉球諸役，皆包羞忍恥，甘萬國之譏笑而不輕發，以視新疆之役，獨何劣耶？然則廟堂之謀，其豫見俄羅斯之必為吾害，斯其養力蓄慮以待北境之發難，昭昭然矣。故朝鮮之釁，夫人知其將啟；而自日本啟之，則日本之狂愚不可救也。
可惜，日本於此時狂則狂矣，愚卻未必。艦船噸位佔世界第三位的中國海軍和前一段表現似乎還差強人意的中國湘淮軍，居然是這樣的不中用，以致中國士人大跌眼鏡。
當戰敗的消息被證實之後，恰好齊集北京會試的舉子原來的盲目樂觀頓時化為一腔怨憤。較為清醒和有見識的康有為和他的學生們抓住機會，導演激憤的舉子們上演了一出公車上書的大戲。先是由梁啟超帶頭廣東舉人的聯名上書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各省舉子上書，害得都察院應接不暇，慌亂不堪。而後又趁熱打鐵，奔走聯絡，竟集十八省舉人於明代著名忠臣楊繼盛故居松筠庵，大開其會。康有為懷一腔悲憤，秉燭達旦，起草了一份呼籲全面改革的上皇帝萬言書。群情激憤的各省舉子多數人可能連上書看都沒看就在上面簽了名。這次「公車上書」，衝破了清朝不許士人干政的禁令，實為清朝前所未有之舉，再往上推，也就是東漢太學生干過類似的事。如果沒有朝野上下激憤欲狂的情緒，這種局面無疑是不會出現的。在康有為他們上書的同時，各地官吏也紛紛上書，反對議和，堅持抗戰。劉坤一、張之洞也連發電奏，要求廢約再戰，張之洞甚至聲稱如果因遷都再戰誤了大局，請殺他的頭「以謝天下」。當時在張之洞幕中的鄭孝胥甚至給張出主意，讓他花錢收買刺客刺殺主持和議之人，張居然「極首肯」（當然沒動手）。3甲午戰時，李鴻章曾受褫奪黃馬褂的處分，「其時京內文昌館演水斗（《水漫金山》。筆者注），蘇丑楊鳴玉去（飾）水族龜形丞相，傳令：『娘娘法旨：蝦將魚兵，往攻金山寺！』適有氅形大將穿黃褂，楊臨機諷刺，令其奮勇當先，喝曰：『如有退縮，定將黃馬褂褫奪不貸！』於是堂坐聽眾皆大聲叫好。」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情緒。
沒有參與戰事的士人們如此激憤不平，而主持和議的李鴻章乃至統治中國的西太后心情也不會很好受。過去我們總喜歡將晚清一次次對外戰爭中的朝野上下分成主戰主和的兩派，就像民間戲曲里的忠奸鬥爭一樣，實際情況顯然不會這樣簡單。至少，李鴻章雖說簽了《馬關條約》，但他的心情肯定不好受，不然不會而後出使俄國，途經馬關而堅決不肯上岸。西太后後來與劉坤一講：「（在甲午時）我每聞軍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對哭。」在戰事糜爛之際，直隸總督王文韶奉召進宮，據他的觀察，光緒帝是「詞氣尚能鎮定」，而西太后則「憂憤形於辭色」。6如果把這種臣子委婉用語翻譯一下，與「母子對哭」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後來論史者，有些人出於同情光緒，把西太后說得像陳叔寶、阿斗一樣「全無心肝」，顯然，這並非事實，也不合情理。西太后作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縱使人品再壞，也不太可能對亡國的危機毫無感覺。
與最高統治者這種新亭之泣相對應，社會上低迷凄涼的悲憤與失敗情緒開始瀰漫。嶺南詩人黃節，悲憤地寫下「草木猶春榮，世運何大異！東望春可憐，千里碧血漬」的詩句。後來武昌起義的名人蔡濟民的父親蔡香圃，當時在鄉間做私塾的教書先生，馬關簽約之後，也有「傷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難回旅大春」的泣血之句。王文韶1895年4月16日日記僅寥寥數語：「馬關來電，和議已有成說，明日畫押，目前暫可無事，後此則不堪問矣，運會所迫，夫復何言！」半日之後，又記數語：「日本約款已於昨日如期互換，『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其斯之謂歟！」憂慮、無望、抑鬱之情，溢於言表。鄭孝胥聞馬關和約已被批准，「乃投筆而起曰：『吾今為虜矣！』」士人出身下海唱戲的汪笑依，乾脆用他的演唱把一腔悲憤傾瀉，他當時到大連演戲，觸景生情，「其演哭祖廟，『國破家亡，死了乾淨』之語，大連全市人人皆善述此兩語，殆成為口頭禪」。無論是長歌當哭，還是以詩泄憤，大家（尤其是士人）都清楚地意識到，亡國之神已經在叩門了。士人苟且偷生的夢終於做到了頭。
最初的痛楚過去之後，雖然很多人還沒能從奸臣誤國這一古老怪圈中走出來，但更多的人已經開始思索，他們終於意識到，中國從敗給西人到敗給東人，其根本原因絕非個別將帥的作戰不力，或者是朝廷奸臣賣國所致。近代史上士人最大，也最關鍵的一次思想轉折來到了。雖然很多人並沒有真的轉過來，但至少大多數人都感到中國非有點變化不可了。
唯一的一位活到解放後的戊戌老人（指參加變法而言）張元濟老先生回憶說：「五十多年前（時為解放初。筆者注），因為朝鮮的事件，中國和日本開戰，這就是甲午中日戰爭。結果我們被日本打敗，大家從睡夢裡醒過來，覺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前後，我們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會，談論朝政，參加的共有數十人。當時並沒有會的名稱，只是每隔幾天聚會談談而已。在一起聚會的人，我現在記得有文廷式、黃紹箕、陳熾、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那時候康有為還不在北京。」這些京官不在陶然亭詩酒酬唱，而是議朝政，談改革，當然他們一時半會兒還議不出什麼名堂來，但這七嘴八舌本身也營造了一種求變的氣氛。
其他的人似乎更熱衷於探求究竟，他們把熱情和精力投身到鑽研西學上去。年少通經史，文極古藻，以「怪八股」著稱的翰林蔡元培，甲午後「開始涉獵譯自外國之書報刊物，並留意世界事物」，致力西學。後來以暴得大名的曾樸，年少科第，曾深得翁同龢的賞識。然而《馬關條約》的奇恥大辱，使他「覺悟到中國文化需要一次除舊布新的大改革，更看透了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國，而研究西洋文化為匡時救世的要圖」。民國時期的著名軍事家蔣方震，那時年紀還小，不過也算是讀書人了。他童年的好朋友張宗祥回憶道：「甲午中日之戰，深深刺激了我們兩小的思想。但是我們當時連旅順、大連和馬關究在何處，尚有點認識不清，何況日本所以強大，中國所以衰弱的種種大道理，而書房中桌子上所擺的書是不會告訴我們這些道理的。我們急得沒法，只好找報紙，查地圖，相約各人知道一點，就互相告知。接著又是戊戌變法（指整個戊戌變法時期。筆者注）。我們這個時候已經能考書院，得到一點膏火之資了。恰好雙山書院購進了四大櫥經、史、子、集和時務、策論、算學、格政等書。我們聽見了這一消息，真如窮人得著了寶藏，連忙請求老師每天早一兩小時下學，到書院中看我們第一次爭先要看的是《日本國志》和《普天忠憤錄》之類，因為我們急於要獲得關於甲午一役的知識。」
在這種對西學的渴求之中，原來鮮有問津的廣學會的譯著大行市利，李提摩太自然十分高興：「本會刊書之始，未能顯著效驗。洎乎近歲（甲午年。筆者注），中國讀書士子，多知會中書籍之善，平居偶語，恆盛稱廣學會不置，起征深閉固拒之心，日漸融化。」據廣學會統計，他們1893年才售出價值八百餘元的書，而1895年一下子翻升至兩千餘元，1896年再翻一翻有餘，達到五千餘元。1897年為一萬兩千餘元，到戊戌變法的當口，則為一萬八千餘元。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