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中國的上百萬讀書人中，能談得上分化的，只是涉及極少數人的事，多數的士人仍舊沉湎於舊日的生活之中，科舉還是他們生活中最津津樂道的大事。多數士林的這種酣睡麻木狀態，曾令我們的維新志士扼腕長嘆，恨恨不已。但事實上，自從中國的大門被列強轟開之後，中國的土地已經不存在讓人安然入睡的條件了，所以，即使說是在睡，已經睡不踏實了。事實上，在中國與列強交了這麼多次手，侵略的戰火波及大江南北的情況下，在外國商品遍及中國城鄉，外國傳教士的足跡深入僻地山鄉的情勢下，沒有被擾動的世外桃源已經不存在了。洋兵、洋商、洋教再加上無孔不入的洋貨，是幾乎每個士人都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的生活也不再有昔日的安寧，雖然他們大多數人覺得還可以按舊日的生活步調過下去，無力也無心改變自身和日益惡化的環境，但內心卻不可能依舊水波不興，躁動與迷惘恰是這無奈的多數士林的心理寫照。
在我們的想像中，凡是心態比較頑固的士人，面對西方的器物，首先表現出來的情感應該是厭惡和反感才對，其實實情並非全然如此。雖然多數士人對中國沒有的西方器物多半視之為「奇技淫巧」，但他們首先接觸這些東西時卻往往流露出壓抑不住的好奇與欣賞。當年利瑪竇僅僅用區區幾具三稜鏡和望遠鏡就把一群群的士人迷得如痴如狂，每到一地大家不僅爭看圍觀，有權勢者還要千方百計地索要。士人的好奇心原比其他人來得博大。
進入近代以後，西方的科學技術使得他們的器物更加「神奇」，面對這些聞所未聞的，顯然具有「魔力」的西方近代文明的產物，士人的好奇心陡然間被激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留在天津沒有逃走的士人，當被邀請爬上英法聯軍的戰艦時，仔仔細細地飽了眼福，在他們日後的記述中，竟找不到一絲一毫的輕蔑，反而充滿了對這些蒸汽機龐然大物的敬意。身處僻地的湖南士紳楊恩壽，初次乘海輪，因兩位洋人邀他住了頭等艙，竟然令他情不自禁地感慨萬千：「玻璃之窗，紫檀之床，洋絨之氈，其餘水晶盤，紅毛鏡，八音鍾，器具之精，皆目所未睹者，噫，此天堂也！」
在甲午之前，一位在天津的外國商人想要修建一條從大沽—天津—北京的鐵路，事先在天津修了一小段，請官吏和各界人士試乘參觀，結果是盛況空前：「汽機連續走了三天，車內滿載各階層露齒而笑的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地疾馳著，給他們無限的娛樂與喜悅。」並不是天津人才對洋東西情有獨鍾，上海洋人修吳淞鐵路，「本地人對鐵道極具好感，坐車的人擠塞車廂」。這些對蒸汽機車懷有極大興趣的人們中，不用問就有各式各樣的士人。中國文化的實用性工具理性，從來就不是農民所獨有的。四體不勤的讀書人，一樣對物質文明的光輝具有感光能力，對於西方近代物質文明的體現的火車與輪船，他們在面對它們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會被其威力所懾服。
對西洋器物大搖其頭，痛心疾首的士人也不是沒有，不過顯然沒有人去否認其威力和效用，剛毅之輩看不起洋人，也只是說他們兩腿僵直，而不是說洋槍洋炮不濟事。那些痛恨和嫉視洋物的人，恐怕是想到了洋物背後的侵略，憂心中世紀的田園牧歌生活無法逆轉地毀壞。像工業革命初期英國搞盧德運動砸機器的工人一樣，這些士人的憂慮與反感無疑也有其道理，在當時中國的特定情景下，還有一定的正義性。但是，這種向後看的情緒，無論其表現如何激烈，都掩飾不住一種沒落低迷的氣息，那些愁腸百結的士大夫，或者取阿Q主義，對洋物視而不見，閉口不談，最典型的如徐桐，再不就鼓動鄉民拔電杆，砸機器，最後一直發展到義和團運動期間禁毀一切洋貨。最為奇特的反對聲音竟出自於一位出洋副使：「西洋專奉天主、耶穌，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鐵路而阻於山，則以火藥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闕，或數里或數十里，不以陵阜變遷，鬼神呵譴為虞。阻於江海，則鑿於水底而熔巨鐵其中，如磐石形以為鐵橋基址，亦不信有龍王之宮、河伯之宅者。我中國名山大川，歷古沿為祀典，明祀既久，神斯憑焉，尚驟加焚鑿，恐驚耳駭目，群視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潦災易召。」居然抬出山神、龍王與河伯來擋駕，其見識與鄉間老婦和巫婆神漢開始趨同。
西方的武力侵略與商品輸入都顯示了西方物力對中國的衝擊，而後者更為持久而綿長。即使是最冥頑不靈的士人，也會從中直觀地感覺到自家文明的劣勢。多數士人既沒有力量也沒有心思改變自身去適應時代的挑戰，又不願意承認一向賴以自豪的文化在物質層面上的失敗。正像每次中西交戰，士人炮製些荒誕無稽的中國大勝的神話，最終都令自家更為丟臉一樣，他們對西方物質文明的抵制往往會落得精神與物質的雙重損失。莫名的尷尬帶來莫名的焦慮和躁動，然而，士人的磨難，還遠遠不止於此。在眼睜睜看著洋貨一天天地肆虐，財富源源不斷地被洋人「合法」地拿走，世風愈來愈被洋人的「奇技淫巧」攪得亂七八糟，人心愈發不古，他們居然還要面對直接而赤裸裸向他們世襲的文化領地挑戰的西方傳教士。
當年利瑪竇打扮成儒士模樣，並潛心鑽研儒家經典，贏得了士大夫廣泛的尊敬，甚至被譽為「西來孔子」。他絕不會想到，他的後來者居然與儒士發生了持久而激烈的對抗。
在全世界推行教務，是基督教世界既定而且堅持持久的戰略，其天主教和新教各差會尤其賣力。在近代殖民化進程中，十字架追隨軍旗也罷，不追隨軍旗也罷，事實上都成為西方推行殖民化的組成部分。正因為如此，在幾乎所有半殖民地國家裡，傳教事業都是由「堅船利炮」保護下進行的，中國當然也不例外。
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是一種強制干預社會生活的硬性宗教。凡是信教的人們，都被組織在教堂周圍，通過從生到死以及日常宗教活動的各種儀式，教會將信仰和日常生活融為一體。如果是改宗的人們（即半路信教的人），勢必要或多或少地中斷與以往生活習慣和過去的文化聯繫。這樣，至少在最初，改宗的人們和導致改宗的教會，會與原來的環境發生文化扞格與衝突。
在中國，雖然說唐代就有基督教的分支景教的傳入，但那只是曇花一現的事，到後來連痕迹都很少留下。中國基本上沒有這種硬性宗教的大規模傳播（除了少數民族的伊斯蘭教而外）。在廣大鄉村社會，士紳理所當然地主宰著文化生活，儒家倫理與古老的民風民俗糅雜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以世俗為主，神道為輔的農村社會景觀。傳統道教和佛教僧侶與信徒之間是一種很鬆弛的功利關係，對社會生活的參與程度全憑信主的意願，僧道的神職人員從來就不是鄉村社會的中心人物，所謂有靈驗的廟宇還好一點，多少有些香火之資，如果既沒名氣又不靈驗，廟宇只好任其荒蕪，有事時，再從別處請來僧道做法事（農村的廟宇一般不分宗教界限，是佛是道都沒關係）。
在鴉片戰爭之後，基督教大規模傳入，對於中國城鄉及城鄉精神文化領袖的士紳來說，都是一種前所未見的挑戰。由於基督教開禁背後的侵略背景，雙方一見面，就充滿了火藥味。在十九世紀的幾十年中，從還堂（基督教教會借口開禁條約歸還教產的條款，在中國曾經有過基督教的地方鬧出了一系列糾紛）開始，雙方敵意逐年加深。大小教案層出不窮，中國紳民的打教鬧教風波愈鬧愈盛，屢禁不止。參與打教的固然也有僧道，但教案較少宗教紛爭的意味，事實上是政治之爭和文化之爭。民教衝突的雙方，民方的領導人物主要是中下層的士人（到後來才有民間幫會的參與）。其中秀才童生之類的下層士人對教會表示出尤其強烈的敵意。
士人對教會的激烈反應首先是由於教會的到來侵犯了他們的世襲領地，世世代代士人的文化主導權受到了挑戰。這一點教會是非常清楚的，一位傳教士當時在信中講道：「教堂的佈道會使他們（指士人。筆者注）受辱，因為你這樣做時就處在老師的地位上。發行宗教書籍或科學書籍也會使他們受辱，因為你這樣做時也就認定中國並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識……提倡點什麼吧，也會使他們感到侮辱，因為這是暗示中國並未達到文明的頂點，而你卻站得比他們高」。下層士人反應激烈是因為這種「當老師」的權力是他們唯一的「特權」和人生憑藉，而教會辦的學校，最直接地威脅到了他們的根本利益，顯然，這種威脅非同小可。
士人反教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教會憑藉由戰勝攫取的種種特權，和外國人身份本身具有的政治威力，極大地侵犯了士人在鄉村社會所擁有的政治、法律權威。以往的社會糾紛，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的，士紳的仲裁與調解是具有權威性的。但是現在只要一涉及教民，教會往往借口中國法律制度的黑暗而插手干預，將一般的國內法律問題釀成不是外事的「外交糾紛」。無論是不是「教民恆勝，平民恆屈」，但是這種干預本身就極大地損害了士紳的權威以及他們更在乎的面子。如果訴訟雙方恰好一者為教民，一者為士紳，在沒有教民